导师制是全校范围内的制度，法学院也不例外。法学院设立导师制，密切了导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系，从生活上和学习上全面关注学生的成长，既重视智育亦重视德育。
为匡纠民国时期大学军事化管理之弊端，“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智识传授，而忽于德育指导，并为积极训导学生增进师生间之感情起见”[95]，从1937年开始，浙江大学实行导师制。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9月14日竺校长和西天目禅源寺方丈妙定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新生教学和生活用房。虽临时校舍一切因陋就简，但师生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这为导师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浙大计划多时的导师制便首先在这里推行。10月12日，一年级新生导师会正式成立。[96]1938年，浙大聘请《英宪精义》的译者、著名教育家雷宾南（1888—1967）担任主任导师。[97]
1948年10月7日，法学院自本学期起，实行导师制。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上布告周知该院各年级学生，于一周内来院登记愿从导师，以凭办理。[98](www.xing528.com)
1948年10月14日，限定该院学生于一周内，前往报明所选导师。闻报明导师者甚众，而少数未往报明者，展期三日内，必须办妥。[99]
1948年12月6日《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同学分配名单，已于上周公布。上星期一晚法学院导师周子亚教授首次约集同学谈话。周教授先阐明导师制度之来源及其成效，并强调导师与学生间不应拘于形式，而须重于精神之联系，此种谈话，一方可予同学以生活与思想上之指导与帮助，同时要同学之间亦可彼此讨论互换意见，嗣后由同学自由发问，周教授分别予以答复，且对于同学生活方面垂询甚详。[100]法学院阅览室是谈话的主要场所。[101]此外，法学院还设立了学术团体——法律学会，作为密切导师与学生的纽带和桥梁，该学会经常延请名师举行讲座，以促进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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