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法学院成立，获教育部批准

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浙江大学尚未复员至杭州，竺可桢校长就着手创办法学院。经向教育部申请，浙江大学法学院获准开办。1945年7月1日，据《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当日记载：“浙江大学院系稍有增改，增设法学院。本校近奉部令，增设法学院，须先成立法律系，前议政治经济学系，今夏招收一年级新生一节，不便先行单独办理。”^[3]1945年9月17日竺可桢在湘江大戏园作纪念周报告，报告抗战后世界形势和努力方向，报告校中将设立法学院一事。^[4]

法学院的创立，实源于多种因素：

一是竺可桢校长对法治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与向往，这在其日记中可见一斑。他认为，“中国人向以不守法律为漂亮，此在目前统制时代将不能立足于世界”（《竺可桢日记》1940年2月26日，星期一）^[5]。竺可桢好读书，在平时读书时，亦对法治的重要性予以关切，如1937年8月25日（星期三）记载：“晨六点起。上午阅《黄膺白（郛）先生故旧感忆录》，中有述及其言行者，颇多可摭拾之处。如俞凤韶所纪膺白先生最重法律，谓不肯守法律为国人最大病根，稍有权势即以违法为荣，大如解散议会，小如包抗粮税；细微至于乘车多占坐位，行路喜争先越次，都是不守法的表现。要中国治平，必自人人皆肯守法始。”^[6]又1942年3月16日（星期一）记：“（读）《礼治与法治》，汤吉禾著，《学思》一卷二期，成都成城出版社印，引孔子说‘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未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曰‘贵绝恶于未萌，而起于微拗，使民日近善远恶而不自知也’。又谓法治先决条件在于：（一）立法公正；（二）根据民意；（三）政府人民有守法精神。”^[7]1945年5月12日，竺可桢参加永兴一年级升旗典礼，并召集学生谈话，对当前民主问题多所阐发，大意谓在民主政治下，吾人必须具备重法治、尊公德之精神，始不致令民主流于空谈。^[8]由此可见，竺可桢对浙江大学设立法学院、举办法学教育的兴趣很大。

二是来自浙江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自1918年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停办，并入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各界要求在浙江重办法学院的呼声一直很高。竺可桢就任校长后的1937年5月，杭县律师公会（律字第65号）即致函国立浙江大学，强烈要求创办法学院，称“民国十五年（1926）前……全国各省高等法院民刑庭长，在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者，实逾半数”，“自浙江法校停办，浙江公私立大学均无法学院之设置，竟使浙人不克展其天才，殊为我国家之一大损失”，希“于本年秋季始业，开办法学院，以维浙人固有之法学精神，继续浙江法校中断之成迹”。收到函件后，竺校长立即回函，“法学院之增设，本大学已在拟议之中”，只是因当年国家教育预算业已核定，尚无增设法学院之可能。^[9]不久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被迫西迁，这一愿望更是无从实现。另据徐煌院友（曾任江西同乡会干事）回忆：“1945年刚胜利，杭县律师协会竟直接向浙江大学提出请求增办法学院，以适应当时缺少法律人才的状况。”这也体现了当地政府的一种强烈意愿。

当时校本部尚在贵州，分校在浙江龙泉县（今丽水龙泉市），日寇尚未全部撤出杭州，校舍残缺不全，师资亟缺，招生已过。贵州、龙泉两地旧生照常开学上课，一年级新生推迟到杭州报到学习，此时又开始重新招收法学院新生，仅仅几个月内将大学路北部即“绿洋房”多层教学楼及附属宿舍、食堂等修复。求是桥南大片校区和华家池校区作为后一部分修理，以容纳一年级新生教学所需。1946年2月在杭州招收了首批59名法律学新生。尔后，又招收3个年级近100名学生。1946年10月14日《申报》报道，浙大复员后分期赶建新校舍，决定下学期文、工、法、师、医五院设在校本部（大学路）。^[10](www.xing528.com)

法律系成立后，学校增加了办学经费。《竺可桢日记》记载：1946年1月8日（星期二，遵义），本年经常费，校本部总共为每月354万元，年共4248万元，加办法律系另加50万元一年。^[11]

1946年7月25日，学校讨论大学研究院存废与研究生待遇问题，决议废除研究院，单设研究所，法律系得独立为法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为政治经济学院。^[12]1948年10月16日，法学院增设经济（学）系已奉教育部核准，自下年度起增设，唯法学院不分系，拟设于文学院。^[13]李浩培在教授理事会担任事务理事。^[14]

1949年2月2日召开的行政谈话会、安全委员联席会议，决定经济系归法学院。^[15]1949年2月5日，竺可桢致函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1901—1999），以本校经济系拟于本年秋季成立，并前部长朱家骅（1893—1963）命令设于文学院，而循旧例及文、法两院结构，呈请设于法学院内。^[16]1949年3月16日，教育部复电，仍以本校经济系设于文学院内。^[17]1949年4月5日，文学院院长张其昀（1900—1985）、法学院院长李浩培联名致函教育部长杭立武（1904—1991），再申本校经济系应设于法学院一节，祈照准并予明文指示。^[18]

法学院是浙江大学七大学院之一。截至1948年3月，浙江大学共有7个学院、25个学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共有教职员624人，计教授152人、副教授71人、讲师61人、助教124人、职员216人，学生2121人。^[19] 1948年6月22日，竺可桢在南京出席南京浙大同学会并即席致辞，述浙大办学方针为“教授治校、求是、法治”。^[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