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提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叫作边沁（Jeremy Bentham），18世纪一位重要的英国学者。这位学者后来以他的经济学成就闻名，也就是他的效用主义，他说人类应该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快乐，把最小的痛苦、最大的快乐给最大多数人。
有趣的是，很少人知道其实他出身于一个法律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伦敦的大律师，父亲也把他送到法学院读书。偏偏边沁是个不世出的天才，4岁就可以读拉丁文、希腊文的诗歌，大概12岁就进了牛津大学，15岁毕业，各位可以想象，就是那一类的天才。等到他毕业了以后，他就开始问自己：我这个天才，我可以做什么？有什么事情不值得做？他爸爸叫他去开律师事务所，他接的第一笔生意就赔掉了，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天才是不适合花时间处理这种个案的，这种没有太多营养的事情。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老师就是大家都听过的黑石教授（William Blackstone）。那时候他正在整理法律案例——就像刚刚讲的，大陆法系的学者整理罗马法，然后再给罗马法新的生命——去整理他们自己的地方法，然后再把它组合成系统的规范。英国的法官像黑石教授，他原来就是一位大学者，他做的就是把这些案例整理起来，让以后的法官可以知道过去有什么很智慧的、务实的裁判，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要把它抽象化，变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来演绎，而只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归纳。最后，他就写了一套书《英国法大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我们这位叛逆的边沁先生呢，他十几岁在牛津大学的课堂上，一直在底下画叉叉。后来他匿名写了一本书说，黑石老师讲的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太大的价值。你说这个案例判得很好，（但是）跟其他的判决没有办法相容甚至是矛盾的，这些智慧仔细想其实只是一种电光石火。边沁从效用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制订法律的研究才是科学。(www.xing528.com)
可是对黑石教授来讲，这就是法律本质。他就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碰到一个案子有了经验找出最好的答案传承给后人。我们要保留最大的空间去解决问题，而不要去创造一个体系，把自己绑到没有空间，变成体系的奴隶。英国的法学思维非常排斥抽象的东西——体系、逻辑，他们在乎的是先例的拘束，除此以外你要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在生活中、在经验中找到法律的生命，就像后来霍姆斯（Holmes）在谈他的法学观的时候提出的“法律的生命在经验不在逻辑”，这是英国式的。后来黑石教授的《英国法大全》被美国最重要的制宪先贤——大部分都是法律人——几乎都读烂了。这为英国法传到美国，在美国成立后能够移植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他们虽然没有法典，但英国法通过殖民，再加上刚刚讲的这段因缘，在美国整个传承下来。这里你看到的是另外一套知识的系统，从生活经验里头去找法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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