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法律评论：评比以国际认可期刊为依据

在开始写文章投稿、合作撰书的时候，我慢慢地感受到了一些问题。在讨论一些议题，学者之间沟通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深入地彼此说服，常常陷入一些循环论证，甲说、乙说、丙说都差不多。我们有时候找一些比较法作为研究的基础，比如选择欧盟的一些判决，但好像也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比较法研究作基础。

这样的困境，到后来特别在有些场合——比如和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一起去审查文章的时候——我的感受就特别强烈。那时候在台湾“中研院”有个非常好的、受肯定的期刊，叫《欧美研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期刊，所以我必须和社会科学家一起去看这些不同门类的文章。当我们偶尔审查到法学文章的时候，有机会听到不同门类的学者怎么看我们法学者的作品。我第一次听到，他们会觉得在方法论上是不够扎实的。他们往往会有评语说，你只是把资料堆砌起来，说了很多法院的判决来写一个劳动争议的问题，但如何可以导出来这样那样的结论？当时我陷入了一个新的焦虑，原来法学并没有受到很大的肯定。

再后来，我还有一个机会进行学科整合的工作，权力其实还蛮大的：我们每年发一些补助让年轻学者来申请，也去评鉴期刊，给一些杰出奖评选。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杰出奖评选审查的时候，跟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召集人一起讨论，才发现主要的评比依据是国际期刊的认可程度——你有多少文章是发表在国际认可的期刊上头，排名如何如何。其实作为一个法学召集人，你可以极力地去讲，法学在这一点上和其他社会科学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如何如何。大家都知道这些理由，可对于这些，他们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所以慢慢地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有一点问题？最近大陆的文章里也会常常引用德国学者讲的一句话，“法律修掉一个条文，法学院图书馆可能清空一整个书架”。意思是，我们做法律解释的工作时，花了很多时间去争辩去讨论概念、性质，可是其实随着法条的改变，一个很简单的法条的修改就让你前面的讨论都不见了。这几乎让我午夜梦回，惊出一身冷汗。

我回头想，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比方讲，在我去德国读书的那段时间，我记得在读刑法的时候，刑法老师曾经情绪非常激昂地批评另外一个刑法老师，他们在两个学派之间争论，一个叫final（目的论），一个叫causal（原因论）。我回头问一些刑法学者这两派现在谁赢谁输，他们连听都没听过，已经没有人在谈这个。换句话说，你所谓的了不起的理论、学说、发现，其实它是跟着法条走的，它背后所谓的知识含量在别人眼里只是一堆资料。(www.xing528.com)

我有时候会想，法学学者在交流的时候，常常会谦虚地说：“谈不上法学家，我只是一个法匠。”可能在其他人看起来，法学者全部都是法匠。其实老师教学生只是在训练他们做一个好的法官、一个好的律师……我们只是教师，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帮助人类去了解世界、发现一点点真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有别人发现更多的真理，让人们越来越了解世界。在那里，我们知道有哪些科学家、在哪位手里作了什么贡献。但是法律不是这样一种学问，我们某段时间所争论的事情可能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个世界。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反垄断机构工作，其中有一位王志刚先生，他是位经济学家，另外还有一些法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人。他突然有一天和我说：“在经济学界，两个经济学家有三个意见，我以为法学者要好得多，法律应该是怎么样的，答案就出来了。没想到跟你们法学者共事以后，右边坐了个廖××，左边坐了个黄××，廖××持甲说，黄××一定持乙说，从来没有相同过。”我说：“在很小的机会里，你们经济学的那个甲说、乙说还可能得到印证，证明甲说是错的，乙说是对的。可是法学中的甲说、乙说，永远没有可能得到印证哪个是对的。法学者都是跟着一个应然的法律规范，然后去解释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含义，它的规则应该怎么运作，基本上我们只有通说、少数说，没有谁对或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印证。”这让我越来越感受到，法学这个学问是蛮特殊的，对我们到底要贡献什么，也越来越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