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和发展，无非三件事，因此人的成败兴衰、生死存亡、荣辱毁誉，也全凭这三件事做得如何。
一是获取资源。
没有资源，我们不仅一事无成，就连活下去都是不可能的。获得资源无非三种方式，一种是他人给予，一种是巧取豪夺，还有一种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群体协作的方式获取、创造和交换。当然前两种方式都是不可持久的，只有第三种方式是长久之计，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
假如把你扔在一个孤岛上，你能活几天？首先取决于你获取资源的能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则取决于你的环境认知能力，特别是对环境中那些能够让你活下去的资源要素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首要问题是对认知对象的相关数据的获取能力。具备相应的数据获取能力，你才有可能对事物的性质、功能、状态、活动规律以及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利用，否则，你只能干瞪眼，命运可想而知。
我们所能获取的资源的数量、质量、层次和结构，决定了我们的成就能有多大和多好，而前者取决于我们获取数据的能力。
资源获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我们需要做什么和我们应该怎么做，因此我们需要什么资源来支持和配置的问题。经验型的经营管理者，其决策的依据基本上就是个人或者是加上身边几个人所能得到的非常有限而且往往是过时的数据，这种数据的局限性必然导致他们的一系列决策的局限性，必然表现为偏差、错误、短视、低级和漏洞百出。科学型管理更加注重数据的广泛采集和科学分析。人本型管理则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强调以人为本，注重激发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注重集思广益和群策群力，因而数据的数量和质量所蕴含的数据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大大提高，因此决策的效率和效能也大大提高。生命型管理为什么会受到越来越多企业家的推崇？是因为它相对于“小我型”的人本管理而言，更加注重分享和共赢、互利和共生，因而能够在更高程度上调动和激发更大范围和更多维度的人群主体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力；因此组织作为一个大生命系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数据敏感性和获取能力显著提高，带来决策能力和效率的大大提升。
总之，我们所能拥有的数据，决定了我们能得到的资源，最终决定了我们能成就什么事情。
二是创造价值。
对于价值创造，我们拥有的数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我们想创造什么价值，二是我们能创造什么价值。
实际上价值创造的问题比获取资源的问题来得更重要，至少是更优先。我们想创造什么价值，决定了我们想生产和创造什么产品，包括广义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所生出的每一个心念；而我们想生产和创造什么产品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获得相应资源，否则就会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www.xing528.com)
首先，我们想要创造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说到底，是我们所具有的以及我们所能够获得的相关数据决定的。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虽然说不是那么绝对，但是基本逻辑是没有错的。解读一下就是：龙有龙的生存环境，凤有凤的生存环境，老鼠有老鼠的生存环境，各自的生存环境不一样，也就是环境中的环境因子的性质、功能、层次等不一样，能够通过眼耳鼻舌和其他途径进入到人的大脑中的数据就大不一样。那么基于数据的认知结论、心智模式、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不一样，最终价值观就会呈现出差别。不同价值观的人们想要创造的价值自然就不一样，有的想要成为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有的想要成为民族企业家；换言之，他们要创造为更多的人带来物质上和精神上幸福的价值，就会生产与这种价值追求相应的产品，而不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坑人害己的产品。在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之后，能不能生产得出来，最终也取决于产品开发和生产过程中对相关客户需求、科技应用、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数据的获取和利用能力。
三是创新创造。
创新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是资源与价值转换的问题，而管理的精髓恰恰就是不断地实现资源与价值的持续良性的转换。
首先，我们要创造某种价值，生产某种产品，不是出于自娱自乐，而是要满足客户需求，而客户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所谓“人单合一”，其本质就是生产者的生产系统要与客户需求动态地、精准地对接、匹配、合一。试想，如果我们所具备的数据存量已经老旧而获取新的数据流量的能力又不足，那么关于资源准备、生产线调整以及我们的理念、心智和情感的各种认知、决策及行动方案，怎么能做到与“单”合一呢？显然，产品和服务以及生产线的创新创造，其根本基础是领导者和企业组织数据资源（资产）及其结构的补充更新和升级换代。
其次，创造某种价值，生产某种产品，需要各种资源与之匹配，可是，资源的准确识别和有效获取也要靠智慧才能做到。历史上和现实中不乏有理想、有情怀、想要做大事、创造“伟大产品”的人或者组织，可是，大多数人最终没能做到，就是因为对实现价值所需要的资源的理解和认知发生错误或者出现偏差。
《三国志》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袁绍：“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说的是三国时期，袁绍由于家族势力强大，很快成为最大的割据力量，但是，在如何夺取天下的认知上，他最看重的是土地和军事力量，这比同时期的枭雄曹操的认知水平要落后不少，在曹操看来，取天下最为重要的是人才；而这就决定了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惨败的结局。
再看看我们身边不少老板也不乏豪情壮志、豪言壮语者，所立愿景和目标很大，甚至在产品研发目标上也与市场需求很是匹配，但是在资源识别和配置方面却不能切合产品与价值创造。例如：用人方面放不开手脚，视野打不开，不能像华为那样“炸开人才金字塔”，而将全球范围内的一流人才为自己所用；在流程建设方面，不能像华为那样投入数十亿元引进国际一流的咨询机构，一做就是十几年的建设与打磨；在研发投入方面，不能像华为那样每年的研发投入占业务收入比重都在10%以上，而且长期坚持。
之所以做不到，根本原因是什么，还是数据这个带有根源性因而具有致命性的因素所致。如果像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既博览群书、贯通中西，又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村调查，更能够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就能够不断地将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多个维度的数据和信息、知识和经验输入并植入大脑，从而不断地促进思维系统的思想方法、思维模型的进化、重构和迭代。通过调查研究所得到的足够和及时的新鲜数据，即流量数据，对于作出切合实际、与时俱进的决策来说，其价值更是任何存量性质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所无法替代的。事实上，像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其成功和卓越之处，恰恰就是他们特别注重多样性的学习，而学习就是不断地获取精神与思想的滋养；其中，数据的滋养是从基础和根部供给的，因而具有源头性。一言以蔽之，数据新则思想新，思想新则事业兴；人，是数据输入的结果，事业是人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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