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研读成果

《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中宣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品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移山意志，其内在蕴含的话语风格、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胡乔木曾指出，“毛主席的著作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几篇。许多学毛主席著作的模范都是学这几篇文章开始的”^[23]。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毛泽东思想都是从《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开始的。

首先，这三篇文章的话语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所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五湖四海”“愚公移山”等一系列话语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使用。例如，对“五湖四海”的运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总是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赋予其时代意涵。“五湖四海”在《为人民服务》中所强调的只是政党成员地域来源的多样化，尔后逐步拓展为政见上的多样性和干部选拔任用上的灵活性。改革开放以来，“五湖四海”开始成为处理党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在1980年2月29日由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这就是说，要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利益的同志，团结大多数”^[24]，这是从增强党内团结意义上使用“五湖四海”。1992年9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指出，选拔任用干部时，要“坚持五湖四海，择优而任，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25]，而这则是从组织路线的层面来使用“五湖四海”。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将“五湖四海”原则写入党章。2019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也指出，选拔任用党政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五湖四海”原则的提出，一方面维护了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则是规范了党员的交往行为，不以地域、个人利益为限，而是以“共同的革命目标”为原则，团结同志，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进入新时代，针对党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现象，习近平也强调“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26]。“五湖四海”原则的确立，规范了党员的交往行为，为维护党内团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对“愚公移山”的使用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27]，并提倡发扬“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扎实推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在此，邓小平实现了对于“愚公移山”内涵的创造性运用，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语境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建设话语语境的转变。青年时期的习近平也是经常阅读《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据回忆，青年习近平读到《为人民服务》时，“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28]。习近平的讲话中，时常可以看到这三篇文章的影子，如用“愚公移山”的事例谈论加强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29]在谈到敬业品质时，习近平也强调，“对待事业要有愚公移山的意志，有老黄牛吃苦耐劳的精神，着眼于大局，立足于小事，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30]。

话语风格的形成是与社会发展诉求和政党价值理念密切相关的。无论是从毛泽东所提出的“全民族的解放”，到习近平所阐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从毛泽东所提倡的对待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1]，到习近平所倡导的“两创”方针，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抑或是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精神”，到习近平所强调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些都是历代中国共产党在紧密结合当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的话语风格。这些风格的外在表征就是以民族大义为逻辑起点，以传统文化为主要依托，以共产主义为价值旨归。

其次，这三篇文章所确立的行为规范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分别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和愚公三个政治行为模范，为引导党员的行为提供了指引，同时也对偏离这些行为的党员提出了批评和纠正，这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表现得很明显。“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32]。对于这类不敢担当、先己后人等有悖于共产党价值理念的行为，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行为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所应该具备的，从而纠正党员的非道德主义的实践方式，确保党员的行为模式符合政党的价值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是高度重视党员干部行为方式的确立，指出党员干部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2017年8月13日，习近平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在这里工作，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榜样是谁呢？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麦贤得，有历史的楷模，也有时代的楷模。这些人都是在普通的岗位上，但他们有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我希望同志们的参照系就是这些楷模”^[33]。可以说，《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中所确立的党员行为规范到今天也不过时。通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党员张思德，团结奋进的“愚公”等作为标识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行为规范，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标杆。

最后，这三篇文章的价值理念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以白求恩、张思德和愚公等人物为典型示范，塑造了“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事业观，“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道义观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等以“正能量”为主体形态的价值体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任务过程中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

一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事业观。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抱着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理想，来考察中国的现实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发展的优良传统。从站起来阶段，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到富起来阶段，邓小平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研判，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格局而规划出的事业发展蓝图。(www.xing528.com)

此外，毛泽东还指出，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34]；在《为人民服务》中还提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35]。这种善利主义的道德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念的生动体现，只有在党内形成优良的党风，才能凝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

“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事业观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36]。只有不断追求专业上的精进，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而对于那些藐视技术工作的人，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白求恩这种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37]。重视专业态度的培育，是做好一番事业的基石，能够培育政党成员积极向上的心态，提升政党品质。

二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道义观。道义观是人生观的重要一面，也是道义伦理的重要遵循。所谓道义，乃指道德正义，是人类崇真、向善、求美的力量指引，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遵守。习近平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38]。要占据道义制高点，就需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明确价值导向。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为共产党人的道义观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一方面，确定了党的宗旨。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争取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关键。一个政党要想引领社会发展，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具备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最广大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处偏僻之地，却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转变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其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还呼吁对中国的贫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回应了民族解放复兴的诉求，对人民大众更有说服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要“完全”“彻底”地服务人民，“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39]。只有完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才能获取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占据道义制高点。

另一方面，指明了共产党员的生死观。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40]。这是共产党员生死观的生动要求，生而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工作，死而为捍卫人民的利益献身，并将此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和追求。在革命年代，共产党员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但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41]。随着历史的沉淀和社会的发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生活的一种德行规范。在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党的道义观会逐步影响和渗透到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三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奋斗观。在《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渲染了一种积极乐观、持续奋斗的愚公形象，以此作为党员的奋进标杆。他指出，党员干部们要有信心，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如此，还要联合人民群众，促进人民群众的觉悟，和人民群众一起并肩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为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奋进。这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心理状态深深地融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之中。美好生活的愿景，需要奋斗才能实现。这种奋斗观不仅仅是通向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价值性的需求。只有在奋斗中，人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42]。奋斗基因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一大特色。时代的变迁，使得“愚公移山”的政治隐喻发生了变化，“山”不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移山”中的“革命”色彩也变得暗淡。但是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却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进入新时代，更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诚如习近平所言，“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43]，也正是在这种奋击拼搏的精神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凝聚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