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是《为人民服务》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从这一概念的本义来看,指的是地域的广袤性,泛指全国各地或是世界各地。从中国共产党对“五湖四海”的引申义来看,还包括政治见解的包容性和干部任用的多样性。
首先,从地理空间的本意看,“五湖四海”指的是党员干部地域来源的丰富性。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革命总是爆发在反革命势力薄弱的环节,在地域上处于几个省份交界的地方,党员成分也多是来自不同的省份。长征横跨了大半个中国,再加上抗战时期,全国各地革命青年慕名来到延安。所以,造成党员的地域来源更加多样化。这也是《为人民服务》中使用的“五湖四海”的含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实际上,对于“五湖四海”的强调,其目的是针对党内出现的宗派主义,而要求加强队伍的团结。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军队工作干部还是地方干部,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是平等的,都是我们党的财富,彼此之间应该相互交流,彼此尊重,以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第一位。
其次,从政治见解来说,“五湖四海”也是指政治意见的多样性。毛泽东曾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39]。这一方面强调了党员结合的基本要点是政见相同,所以相互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另一方面也确认了政见来源的多面性,需要吸纳不同的意见以供决策使用。正如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的那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40],这就是要求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参与力量和积极性。对于政见不同的,也应争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划清界限,但是要少戴帽子。对此,习近平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积极征询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41];对于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批评意见,也应该开展说明工作,积极引导,而不能把人看死,更不能一味地回避和排斥。在政见上对于“五湖四海”的强调,其关键在于提倡包容性。由于党员干部的生长环境、教育背景不同,其对于工作的理解和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更应该强调求同存异,特别是对于以前犯过错误的人,也应该摒弃前嫌,一同工作。
最后,“五湖四海”也是指干部任用的灵活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确定政府机构的名单时,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42]。这是在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的任用中所强调的,其目的是巩固统一战线。而在党内部的干部任用上,强调“五湖四海”的原则,其目的则是克服党内的山头主义。党内存在的拉帮结派和山头主义现象只能够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领导力。在《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就分析了山头主义产生的根源。山头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成片的革命根据地客观上阻碍了同志间的普遍交流和了解;其主观原因是由于党内教育的不足,导致党员同志们缺乏主观认知。“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其本质就是“任人唯贤”,即不以出身,与领导关系的亲密作为任命干部的依据,而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43]。
“五湖四海”的人才观,对于当前党的建设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曾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44]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查处的贪腐案件中,其中就不乏官员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形成的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帮派团伙,“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等等,其实质就是“山头主义”。在干部选拔和任用中,就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路线,“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45]。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治吏,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主要抓手,同时又要全面覆盖,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管理机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锻造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和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成果的经验凝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是对于人类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创新表达。然而,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断显现,道德领域的问题更加严峻,甚至出现了为人民服务“过时论”,为人民服务也开始出现种种异化表现:如“为人民币服务”“为政绩服务”“为资本服务”“为子女服务”“为情人服务”。这些现象误读、扭曲了为人民服务的本源意义。这些观点和做法就其认识论来看,是将现实中从事劳动、辛勤付出的“人民”主体抽象化理解成一个符号象征,甚至庸俗化了。从时间维度来看,“为人民服务”概念的提出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是其内在蕴含的“为人民利益”而工作奋斗的价值理念却一直传承至今并不断更新,从“共同富裕”到“三个代表”,再到“以人为本”,再到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表达,都是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理念,其根本还在于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所以,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为人民服务”并未过时。从人生观的角度来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所呈现出来的是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奉献与索取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完满状态。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个体只不过是虚幻的抽象的,而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在社会交往中、在不断奉献的过程中才能得以最大化。奉承为人民服务“过时论”的人,从根本上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否认了为人民服务与人生观的内在关联。为人民服务不应过时,也不会过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页。
[4]《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页。
[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1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46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www.xing528.com)
[21]龚育之:《我观党史》(二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24]陈惠方、廖可铎:《张思德传》,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25]《雷锋日记选》,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
[3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3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3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33]《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38]《毛泽东传》(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3—2154页。
[3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4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41]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4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44]《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45]《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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