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大有利于人民的人”是《纪念白求恩》的根本落脚点。做什么人，为谁成人？是《纪念白求恩》所阐述的主要问题。其关键之处在于解决立场问题，是做一个大公无私、对人民极端热忱的人，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而言，只有秉持白求恩式的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才可能变成有利于人民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文化基因。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所渲染的，可以说是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立场。马克思从中学时代就树立了“为了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远大理想；到《莱茵报》时期面对物质利益难题时，选择了维护“贫苦阶级”的利益；到中年时期，确立了“为了绝大多数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原则和政党活动准则；到晚年时期，为人类的解放的道路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在这一立场的指引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关照，将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落脚在人民群众的基点之上。在他们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7]，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人民这个占有社会发展的绝大多数人置于崇高的地位，由此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群众史观。这种史观一经确立，就得到了19世纪劳动者阶级的理论认同，并在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彰显。人民立场的确立一方面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情怀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所决定的。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也是一再反复强调站稳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并对此作了极为经典的表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8]。也正是这一立场的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始终得到群众的拥护，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在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论述中，民本思想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古代思想家能够像中国古人那样在民本问题上论述得那么多，阐述得那样富于人情味和哲理气息。在殷商之际，《尚书·盘庚》就有“重我民，无尽刘”的思想。及至周公，以殷为鉴，提出“敬天保民”的主张，认为要“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民本主张，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民本思想，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君舟民水”论，和“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富国富民”观。这些民本思想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覆舟为落脚点，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加以约束，从而实现君民之间一种相对的平衡，以此为君的统治服务。但尽管如此，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的形成仍然有着相当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基于此，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理想信念方面具有国际主义情怀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对待他人方面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在对待工作方面具有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9]。
所谓“高尚的人”，在《纪念白求恩》的文本语境下，就是共产党员要学习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当代而言就是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也正是有了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向前奋进。可以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石和远景目标，如果丢弃了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的前途就是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30]。对于共产主义的终极追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崇高的理想。因此，习近平认为缺少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为此他多次强调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31]。只有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才能是一个“高尚的人”。
所谓“纯粹的人”，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要有一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纯粹精神。“纯粹”一词，语出《易·乾》，“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顾名思义就是不掺杂任何其他成分的物质，真正体现出事物的本质。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做一个纯粹的人，就是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秉心向公才能纯正。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日趋明显，这种多元化也渗透到党内，有些人就认为党员的合法利益也应该承认，因此就不存在“大公无私”的命题，但这实际上混淆了个人利益同私心、私利和私欲的概念。“大公无私”并不要求舍弃个人合理合法的利益，而是要求摒弃私欲、私利，不以权谋私，公私分明。习近平将公私问题上升到党性高度，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32]。只有时时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做一个纯粹的人。
所谓“有道德的人”，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加强自身修养，坚持以德修身。在毛泽东看来，道德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准则和规范，是一定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提倡的无产阶级道德就是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精益求精，并将此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后改为‘爱社会主义’——作者注）”描述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公民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也是高度强调道德的重要作用，认为道德于个人于社会都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并指出“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33]，并认为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加强道德修养，坚持以德修身，才能以德立威、以德服众，进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所谓“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就是要求共产党员要热衷于自己的事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来自劳动人民，其本身就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实践中也必然要求党员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建设中国社会。而对于那些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的现象，毛泽东称之为“官气”，并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34]，而摆脱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这就要求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更应该如此，正如习近平所要求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35]。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愈益增多，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学习本领，提升理论水平，培养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也只有做到以上四点，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由此可见，《纪念白求恩》所阐述的这些观点并没有过时，仍然值得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共产党员深思和学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6]《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4—67页。
[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8]《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10]王学东主编：《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2），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2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www.xing528.com)
[1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67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9]［加］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巫宁坤译：《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8页。
[22]［加］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巫宁坤译：《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23]［加］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朗·斯图尔特著，柳青译：《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4]李发才：《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博士》，《新华日报》1940年1月7日第4版。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32]《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