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的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主义也只有不断地扩大交往范围，并使这种交往普遍化，资本才能够存活。为此，资本主义不断地开拓海外市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1]。随着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原初的工场手工业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由此建立了机器化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资本主义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时代，“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使得无产阶级运动更加具有全球性，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的完成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3]。在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阐发了国际主义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说首先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他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4]。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应该是联合起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5]。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依靠的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因为，从本质上讲，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所有的工人无论其种族、信仰、地域有何不同，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面临的经济利益、所面对的敌人都是共同的，即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除了在理论上的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国际主义的组织载体。1864年，马克思指导建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并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第一国际成立后，为维护各国无产者的联合，保持这种联合的纯洁性和纪律性，马克思领导下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包括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组织渐渐削弱，但马克思恩格斯仍强调各国工人有目的地联合。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欧美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为加强各国工人政党的联合，晚年恩格斯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告了第二国际的成立。由于第二国际更加强调各国政党活动的自主性，组织性比较涣散，列宁对当时状况的描述可见一斑，“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形式上对各国并没有约束力，但在道义上却意义重大，以至不遵守决定的情况实际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恐怕比各国党不遵守本党代表大会决定的情况还要罕见”[6]。组织的涣散使得各国工人各自为战，甚至部分沦为本国资产阶级的附庸，再加上第二国际内部对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理解的分化，第二国际解散。
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汹涌。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列宁从无产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理论基点出发，丰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内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从根本上说是实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从近期的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承认民族平等，主张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主张“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7]。列宁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主张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各民族间的无产阶级的信任和团结，进而建构了西方革命与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体系，“没有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以至全体劳动群众自愿要求结盟和统一的愿望，战胜资本主义这一事业是不能顺利完成的”[8]。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列宁于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加强了各国共产党的联合。鉴于第二国际的组织涣散，共产国际实行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升了共产国际的纪律性和组织效力，但由于到后期直接受命于联共（布），实质上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并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普遍化教条化，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强调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区分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认为爱国主义应该具体地看待，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是被侵略国家，只有坚决抗战，争取战争的胜利，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才能够帮助外国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因此，他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9]。毛泽东理解的国际主义精神，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下的互帮互助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作出指示，“共产党人必须联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0]。白求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中国的。到中国之后，白求恩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医疗一线，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而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精神，就是国际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如果说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基本策略的话，那么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终极追求。共产党之所以被称为共产党，就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其最崇高的政治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价值选择。但又如习近平所言，“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11]。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实现共产主义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一日之功。(www.xing528.com)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经济、政治和思想等三个方面为我们勾勒了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在经济上，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集体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此基础上，劳动分工也逐渐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业已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2]；与此相适应，私有制也将消除，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真正摆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而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3]。在政治上，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阶级已经不复存在，而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开始消亡了，代之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社会的组织形式。随着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消除，阶级的消亡，真正的平等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个体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也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思想认识上，恩格斯指出，人们能够熟练地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即自由的人。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构筑了共产主义精神的基石，即建立在对现实深刻体认基础之上的，对于美好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崇高追求的精神。
列宁在领导苏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共产主义精神作了进一步阐发。一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而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会到来。另一方面也指出，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更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的联系，“需要有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14]。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目的就是挽救中国抗日受伤人员的生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以赢得最后的胜利，由此实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结合。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就必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然而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需要和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进而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也是共产主义精神。也正是有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传承，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世界历史的大视角，观察和处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
在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世界革命发展大势出发，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15]，从而为中国革命争取外部支持提供了理论指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在科学地判断世界发展大势之后，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都是基于国际主义思考的结果。这一优良的理论传统也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认为谋和平促发展是世界发展大势，从而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也紧紧围绕时代发展潮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并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大历史视野中考察，推动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国际主义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宏大的理论视野，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地位。这种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与无产阶级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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