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到1943年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国内抗日战争形势逐步扭转，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力量进一步壮大。进入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正如《解放日报》在1945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献词》中所强调的，“今天抗战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全国同胞备尝了战争的种种痛苦，我们渴望着战争的迅速胜利”[39]。对于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为进一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维护自己的权威，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为陶希圣代笔，进一步强调了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之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指出“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革命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40]。在本书最后，蒋介石更是指责中国共产党“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并污蔑中国共产党“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41]。《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对于中国政治走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对于《中国之命运》中所主张的封建复古主张和内在蕴含的独裁主张，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自1943年7月1日起，中共以《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以及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等等。这些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全面批驳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www.xing528.com)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走向胜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由扶蒋联共抗日转向扶蒋反共。1944年9月，以协调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为名义派遣赫尔利来华，史迪威被召回。11月，赫尔利接替高思出任美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42]显然，此时赫尔利的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完成统一。为了实现这一使命，赫尔利立马介入了国共关系的调解。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携带着与蒋介石共同草拟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文件来到延安，文件内容主要为：“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43]至11月10日赫尔利与中共方面先后进行了四次会谈，最终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五条协定草案》，但是国民党政府拒绝了这一草案，反对成立联合政府，赫尔利的调解以失败告终。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民党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联合政府问题予以抹杀，认为“中共最近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44]，并污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并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觉，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45]，试图与中共先来一场“政治”战。除此之外，本次会议对于《中国国民党总章》的修改，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一是取消了“副总裁”的职务，二是规定总裁“行使”总理之职权。同时，本次会议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蒋介石再次被“推选”为国民党总裁。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国民党召开的六大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确立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表明国民党要把战后的中国引向黑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