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根据地的党群关系

毛泽东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对大生产运动认识不足，党群关系以及军内军民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等问题进行阐发的，具有极强的历史针对性，其讲演中谈到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以人民利益为是非标准以及五湖四海的同志关系，等等，都是基于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所提出来的。

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为此，11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27]。到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了《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虽然1941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目前边区经济财政还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困难还远未完全克服”^[28]，必须继续推动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原则。

应该说，边区大部分军民已经意识到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但是一些干部特别是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工作的党员干部，仍然存在着轻视生产、忽视经济工作的倾向。1943年3月8日，中共西北局在作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时，就指出了生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要纠正一部分干部对生产放弃领导的思想”^[29]，由此可见，当时确实存在着对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张思德在大生产运动中因煤窑崩塌而牺牲后，就有人认为不值得。据当时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慕丰韵回忆，“张思德同志牺牲之后，警备团的战士有些议论：‘老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最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因到山中烧窑被崩塌的炭窑砸死了，太不值得了’”！^[30]为此，毛泽东在讲演的开篇直接谈论到生死观的问题，指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重于泰山的，也是死得其所的。而这也是对大生产持消极观点的党员同志们的回应，大生产运动和打仗一样，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因而都是有着崇高的意义和价值的，就是牺牲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开展生产运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向农民征收公粮过重、指标过高的情况，加重了边区人民的负担，造成了边区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31]。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断既是对以往革命经验的总结，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工作树立了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而这也成为检验党的政策方针的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根本导向。通过纪念张思德的讲话，就是树立了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标杆模范。

以人民的利益为标杆，就是要求我们所有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以人民的利益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尺度。当然，这不仅仅是指在《为人民服务》讲演中接受李鼎铭先生的意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更重要的是克服1943年以来在党政军内部出现的骄傲自满的情绪，勇于自我修正和自我革命，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随着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转向战略反攻，国内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地建设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局势也呈现出新的生机，党内也出现了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毛泽东于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了陕甘宁边区存在的一些骄傲情绪，“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32]。1944年4月，毛泽东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要克服骄傲的情绪，并分析了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较大的骄傲情绪，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33]。1944年4月18日和19日，《解放日报》分两期刊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学习材料，以克服骄傲的情绪。1944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就谈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34]。可以说，如何在胜利之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跳出“历史周期率”，从而永葆党的先进性等问题，毛泽东在这时就已经有所思考。(www.xing528.com)

由于长期处于各种反动势力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加之游击战争的高度分散的环境、纪律教育的放松等原因，使得“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35]，这种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在军队内部表现为上下级关系的紧张、官兵脱节等问题。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谭政，1943年1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上作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指出了官兵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我们部队中某些干部，不关心部队，不关心下级人员与战士，对他们的情绪与生活，不闻不问，只求个人享受得舒适。对于下面毫不过问，这种人不但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而且很有一点军阀派头”^[36]。不仅如此，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股邪风，干部之间“总是互相恭维，有缺点不批评，见了批评就满面通红，就挟气见仇，而对于奉承的话就全身发痒，在上下级关系上瞒上瞒下，在同事关系上是闹意气，争地位，我比你高，你比我低，我要跨在你之上，你必须站在我之下”^[37]。基于此，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政整训。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整训分为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军事整训主要是练兵，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政治整训主要着眼于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1944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谈到1945年的任务时，强调要加强军队内部团结，指出“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38]。

对于加强内部团结、构建同志式的关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作了极为简练和经典的阐述，“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构筑了同志式关系的根基，即“共同的革命目标”。继而谈到“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同志式关系的基本内涵。只有在革命的队伍中形成良性的同志式关系，才能够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张思德塑像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谈到同志式的关系，张思德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在延安，吃粮困难，吃芽麦子、糠麸子、山野菜是常事，就这些还经常吃不饱。班里饭来了，张思德常常叫同志们先吃，他提桶去打水，从而错开了就餐时间，让战士们多吃点。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物质生活大为宽裕了一些，开始分饭吃了，他又经常借以胃口不好，把他那一份匀些给新来的战士。不仅如此，张思德对战士的批评总是耐心讲道理，很少声色俱厉。作为班长，他威信很高，班内气氛也十分融洽。他的行为称得上“为人民服务”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