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结合党内实际状况、国内抗战热情以及反法西斯的国际形势，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一路线指引下，中共调整了对外策略，提出实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14]。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的封锁，中共的抗日行动和抗日主张很难通过正式的广泛渠道向世界范围内传播，争取到的外援也相当有限。为积极争取外援，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共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下设国际宣传组，将国际宣传纳入党的工作之中。在此背景下，有大批记者访问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据《毛泽东年谱》记述，1937年至1939年间，毛泽东先后七次会见了外国记者，谈论了对于中国时局和世界形势的看法，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其中主要有：1937年3月1日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1937年10月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进行长时间谈话，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八路军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2月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表达了对中国抗战前途的乐观看法，等等，这些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的全新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突出的代表无疑是“3S”（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他们通过深入根据地的大量走访，写出了一篇篇反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战军民情况的报道和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及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等等。除了宣传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3S”也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史沫特莱于1938年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者，并到山西抗日前线做过救护工作，积极参与组织外国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就是看了史沫特莱的书和报道毅然来到中国的。
白求恩在中国的这一段岁月中，恰逢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此时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在一些重要地区，党的组织还很薄弱甚至缺乏。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党的组织力量，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通过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15]。各地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决议要求，注重从工人、雇农、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16]，党员人数得到迅速发展，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任务。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高级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巩固党，要以精干为原则，重点“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17]。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18]。10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这些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尤其是高度重视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党员教育主要是针对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其基本特点是重视党员意识的培育和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中共中央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虽然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但是“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19]，为此要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提出建设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任务。1939年5月，陈云先后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阐明了党员标准、支部任务以及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提出了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的六个条件，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的模范和努力学习。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强调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强调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20]，并号召共产党员要勇于克服困难，既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要有求实精神。1939年11月，张闻天发表了《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对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做了系统阐述，认为既要善于向群众学习，也要带领群众共同进步。
《纪念白求恩》的写作，既是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牺牲的白求恩的纪念，也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教育的生动教材。它使得广大党员在更深层次上了解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也加强了共产党员的自我认识和教育，深化了对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和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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