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与白求恩的中国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全国性抗战由此开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发表通电，表明抗战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3]。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日军为了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主要兵力向华北展开战略进攻，于1937年8月初至12月下旬，以平津为依托，沿平绥、平汉和津浦三大铁路展开进攻，实施华北会战。同时，日军又分兵一部侵略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向华中发动了战略进攻。这样，日军先后以华北和华中为主要作战方向，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华北战场，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华北战局陷入严重危机。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其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战场前线，首战便取得平型关大捷。挺进华北后，八路军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协助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分析当时的战况时就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各部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白求恩通过报纸等了解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相关情况。在加拿大，白求恩阅读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了解到红军的英勇事迹，为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雄心壮志所折服，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在中国建立医疗队，因此白求恩毅然决定来中国。白求恩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国际纵队的医生。在西班牙战场的国际志愿军中，共有40多位医生报名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后来按照国别挑选，组建了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等国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这些人于1940年来到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阳图云关。

为了纪念这些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抗战胜利所作的卓越贡献，1985年，贵阳市在图云关当年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上竖立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诚如习近平所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5]白求恩来华，既是践行其共产主义信仰，也是为了实现其诺言——要为人类福祉做些事情。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白求恩

（油画，许荣初、赵大军、袁耀锷作）

经过长途跋涉，白求恩于1938年1月20日乘船抵达香港，三天后飞到汉口，而后通过火车、卡车、骡子和步行等方式于3月底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会见了白求恩。“3月底一天晚上，十一时开始会见来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到西班牙人民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有关问题。在讨论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问题时，白求恩说如果有战地医疗队，前线的重伤员百分之七十可以救治，毛泽东对这一点十分关注，热烈支持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二时。”^[6]虽然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实际上据当时与白求恩一道的医生尤恩回忆，“毛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山坡上白求恩的窑洞小坐”^[7]。刚到延安的那些日子，白求恩常常琢磨流动战地医院的事情，他非常渴望赶紧投入工作之中，时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暲邀请他到边区医院参观。边区医院条件十分简陋，病房里没有棉被，病人睡在肮脏的草席上，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医院也缺少药品和器械，只有手术室才供电。白求恩被这一切惊呆了，他一方面积极申请国际援助，另一方面更加坚定了他去前线的信念，认为距离战场越近，他的作用才能发挥得越大。在中国工作的近一年半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呕心沥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医疗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医疗体制。1938年6月初，白求恩几经周折到达晋察冀边区。为了解晋察冀边区的医务状况，白求恩先后巡视了五台的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等三个军区后方医院，检查这里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同时又制作了医学图表。白求恩还结合当地医疗情况，设计了规章制度，包括医务人员职责制度、例会制度、查房制度、建档制度，等等，规范了医疗体系的运行。《纪念白求恩》中讲述的“对技术精益求精”，可谓白求恩当时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除了日常的医务工作之外，白求恩对于宣传工作和战士的士气问题也十分重视，在他写给聂荣臻的信中，就谈到采用多种途径来招募新兵和鼓舞士气，如颁发军龄袖章、伤残袖章和军功章，以及为牺牲战士举行军事葬礼，等等。白求恩在信中指出，“应采取一些办法来鼓励参军，并应许可战士对服役资历享有适当的荣誉”，如：“（一）服役袖章：在军服袖口的紧上方佩带约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宽的红色或其他颜色的缎条或辫条，每一小条代表一定的服役年限，如半年。一个服役两年的战士应佩带四条此种袖章。袖章可自下而上横缝，各间隔半英寸。（二）伤员袖章：与服役袖章相同，仅颜色不同，佩于另一只袖子上，应竖缝而不横缝。服役期间每受一次伤，应佩带一条此种袖章。（三）参军碑：用石头制成，刻上入伍者的姓名。这种碑应置于全村最显眼处，最好竖在村口，使人人都能看到。碑上要留有充分余地，以便刻写后来的参军者的姓名。”^[8]在松岩口，白求恩组织创建了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有效地改善了根据地的医疗状况。

二是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1938年11月26日，白求恩又率领医疗小分队向西进军，来到偏僻的杨家庄村，雁北地区的军事指挥所和后方医院的驻地。傍晚时分，王震派人送来消息，准备向一条日军重兵把守的公路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为白求恩的手术小分队选好地址，以方便他们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在战地医院的40多个小时里，白求恩和他的医疗小分队一共为70余名战士做了手术。这一经历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战场旁边设立手术小组能够挽救很多生命。为此，他提出了每个旅都应该配备一个流动的手术小组，作为前线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中枢机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为边区医院培训医护人员。为此，白求恩又宣布成立“特种外科实习学校”，培训相关人才。除了白天给医生、护士以及护理人员讲授相关的医学课程，白求恩还利用晚上的时间为他们补习内外科知识，以及与流动手术小组相关的各种常识。此外，白求恩还在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医务人员以集体的实际教育为主题的实习周，在活动的前半程，白求恩每天花8个小时为各医院代表讲解内外科的基本知识；后半段时间则让医生和实习生轮流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这一系列的培训活动提升了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三是撰写了适应中国需要的医学教科书。为了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医务人员的业务学习，白求恩废寝忘食地写出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这一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他周密、细致、具体地叙述了流动医院的各种组织和操作。为了便于医务人员学习接受，他精心绘制了119幅示意图。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写这本书是希望提高卫生工作的内外科技术水准。因为卫生工作人员们正在向千百个困难作斗争——粗劣的器械、困难的经济、技术人员的缺乏。在所谓的‘医院’里，不过是简陋的土房子、石房或破庙。在数百里崎岖不平的山道和酷热、严寒的气候里，担架抬着伤员”^[9]。此外，白求恩还撰写了《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和《战伤治疗技术》等教科书，对在根据地普及基本医务知识、提升医疗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是发明了一些医用设备。为了给手术工作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白求恩亲自设计了一个较为高级的手术室，并监督施工。他还就地配齐了消毒器、上下肢的夹板和换药的托盘。此外，在他的指挥下，焚化炉和放担架的装置也应运而生，还有一个灭虱的杀菌器也在设计当中。在一次行动中，由于医疗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较晚，没有安置好医疗物资，在撤退过程中多瓶珍贵药品散落一地。白求恩见此，开动脑筋设计了一个便携的药箱，大致形状就像一个倒置的U型，由一根水平的横梁来固定。装置的每一侧有三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内隔成多块区域，分别装药品、器械和耗材，携带量大致可以满足一百台手术和五百次包扎，白求恩将这一设置称为“卢沟桥”，以此纪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借以鼓舞士气。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根据地的“扫荡”。1938年整个秋季和初冬，日军对五台山山区的包围越来越紧。日军组织千人特种部队，试图用闪电式的袭击打垮八路军，把支援八路军的人民完全消灭，并向西进攻冀中大平原上五台山山区的游击根据地。在这一背景下，主要战事又从山西转移到冀中，白求恩也率领他的战地医疗队进发至冀中。到1939年3月，白求恩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他发现战事连连吃紧，再加上日军的封锁，根据地医疗物资更加紧缺。为此，白求恩决定暂时离开边区前往延安，然后回北美开展巡讲之旅，为边区筹措资金和物资。

在回国之前，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对晋察冀边区内所有的后方医院进行巡视，以便确定所需资金和物资的数目。1939年10月，巡视工作完成之时，日军突然出动了5万多兵力猛攻晋察冀，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边区。白求恩推迟了回国的计划，在他看来，如果晋察冀边区沦陷的话，回国就毫无意义。然而不幸的是，白求恩在10月底的一次手术中，不慎划伤了左手中指。在给一位头部化脓的战士疗伤时，由于没有手套，污染物渗进了他的伤口。随后，他的手指开始肿大并伴有高烧，进而恶化，左手的手肘也开始化脓。11月6日，当医生再次检查时发现白求恩左肘内侧出现了一块脓肿。此时，能挽救他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截肢了。但是白求恩却摇了摇头。“不要治了，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膊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膊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10]在此情况下，白求恩拒绝了手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提笔给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这些信可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把我的皮大衣给蒂姆·布克，一个皮里的日本毯子给约翰·艾迪姆斯，那套飞行衣寄给伊尼克·亚当斯吧！另一条日本毯子给帕拉西斯特拉。

…………

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个大的银戒指（是布朗大夫给我的），要寄给加拿大的玛格丽特，蒂姆·布克知道她的地址。

我还没有穿过的两双新草鞋，送给菲利普·克拉克，那面大的日本旗送给莉莲。

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元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是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三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www.xing528.com)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打字机和松紧绑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和姐妹们的新年赠礼！文学的书籍也全给他。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11]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点20分，诺尔曼·白求恩在唐县黄石口停止了呼吸。噩耗传开，边区军民，特别是他救治过的伤员都失声痛哭。11月15日，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传到延安。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

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

白求恩医师家属：

白求恩老医师自遥远的加拿大来到中国，曾为我英勇抗战而伤病的八路军将士服务将近两年，亲历艰苦，不辞劳顿，深得前方将士的信仰，他和许多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给了中国抗战以有力的援助。不幸，白医师突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因施行手术不慎，致中毒死于晋察冀边区，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们悼念白医师为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与对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敬意，除在各地表扬功绩，举行追悼大会外，特电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2]

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滕代远主持追悼会，吴玉章代表党中央致哀悼之词，王稼祥和陈云发表讲话，指示“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者的精神，学习他对工作的责任心与工作热忱”，毛泽东题写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3]12月21日，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纂《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毛泽东写了《学习白求恩》，朱德写了《追悼白求恩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