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的产生与发展：《地方文献检索概论》带给你最新成果

地方文献有很多种类，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1.周朝时期：谱牒

谱牒俗称家谱。常见的名称还有宗谱、族谱、房谱、支谱、统谱、家乘、家牒等大约几十种，记录帝王世系称为帝系、玉牒，记录诸侯世系的称为世本，还有记载家族祠堂的叫祠谱，记载家族历代祖先坟茔与墓祭仪式的坟谱，记载恩荣情况的叫官谱等。

据专家考证，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卜辞可视作最早的文献，而包含最早地方文献相关内容的当属“《周礼》”。《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六官即六卿，每卿统领六十个官职，统管不同的职权范围。如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系”指姓氏学，“世”指谱牒学，这些内容属当今地方文献研究范围已是无可争议的定论。西周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记载各诸侯国的史料，应具有地方文献的属性。因此，将地方文献发端于西周时期，已为众多史学家、文献学家之共识。这一时期的以甲骨文记载的地方文献，因历史久远而失传。经考古得知，这些文献的内容主要以地方史、地方志、谱牒、姓氏为主。周代已产生最早的谱学著作，如《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学篇》等。

2.秦汉时期：图经、谱牒、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文纪

秦汉时期为地方文献的初始时期，统治者已有保存史籍的意识，汉武帝刘彻根据汉律的《上计律》，令各地方官员把记载当地物产、租赋、刑狱、选举等内容“计书”（也称“计簿”）定期向层层上级呈报。最后将各级地方治理状况的“计书”呈报朝廷，交太史保存。东汉史学家班固就是根据“计书”所载各地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名胜古迹、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情况，以郡为纲，以县为目，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地理总志书《汉书·地理志》。它详述了西汉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从政区的角度了解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它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因为是以政区为框架，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文献。此时的地方文献类型增加为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谱牒、文纪等七种。

3.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图经、方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文献以谱牒和地记最为突出。族谱之盛行，“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普遍现象，全国上下修谱成风，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谱牒文献，也造就了一大批研究谱牒的学者。这一地方文献品种的兴盛，对后世影响很大。

地记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最早出现于西汉。地记有综合性的，如三国时的《娄地记》被认为是最早的，之后有《洛阳记》《荆州记》等数十种；至于专科性的地记涉及风俗、山水、建筑、寺观、物产、土地、冢墓、户口以及图绘地形（亦称图经）方面，已有几十种之多。到隋代，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几部结集性方志，如《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志》一百卷等。张舜徽先生认为，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段编纂全国范围的方志图经的开端。从此以后的唐、宋、元、明、清所编方志都是沿用隋代图志、图经的体例相传。

关于方志的起源，源于西汉时期属于一家之说，但张舜徽先生却认为方志的起源应为东周末年各国的史书，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据说是孔子出游，曾得观“百二十国宝书”，据此，这些各国史书包含许多有关方志性的内容。且秦统一天下后，这种分地记载的书籍日益增多，只不过不叫方志而叫“记”罢了。张先生之说比上述论断要早近五百年。

4.隋唐时期：图经、官修志书、家谱

隋唐的统治者，已懂得和善于利用地方文献治理国家。隋大业年间（605—617年），隋炀帝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使其“图经”这种方志类文献得以盛行，到唐代得到很大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遇有山河改移等情况，则要随时报告。此时图经遍及全国，数量甚多，既有专记一地的，也有综记全国的，其体例和内容比“地记”都有所发展，这就为定期编方志和系统地积累地方文献，确立了制度，并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官修志书，奠定了基础。可惜这些志书早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图经为唐代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可惜早已落入外国列强之手。

古代有私修志书的传统，在官修志书出现后仍有不少著名的私修志书问世，两种修书方式齐头并进，无疑促使志书编纂大兴。官修志书的出现，为后世方志的兴旺发达铺就了一条通畅之路。

隋唐是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选举官员这等国家大事，到一般家庭的婚姻之事，都要以家谱为据。正所谓：“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官方认可、经审定并藏于国家设立的谱局的家谱称为簿状），家有谱系（百姓私藏家谱），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隋唐谱牒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改变了前代仅收皇族世家的家谱之例，还收百家之谱，甚至还收私修家谱。

5.宋朝时期：方志、图经、谱牒、年谱、艺文集、地方著述书目、郡邑丛书和郡邑氏族丛书

宋代，方志的名称、内容和体例已基本定型，进入了成熟时期，图经也处于兴盛时期。现已知北宋修成的志书中，以图经命名者超过其他诸种名称志书的总和还要多。图经也是志书，是一种以图为主以说明文字为“经”的志书。

谱牒较之前代又有不同的特点，原来的谱牒都毁于五代的战乱，宋代家谱便在前代的废墟上重建起来，此时的家谱编撰宗旨不再有士庶之分，选拔官吏也不再以家谱为据。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而走向普通百姓，只剩下“敬祖敬宗收族”的功能。因此，宋代谱牒的特点是私谱盛行，并得到宋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宋代还出现了个人年谱这种体裁，其体例是对谱牒的一种创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宋代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体裁。如地方艺文集、地方著述书目、郡邑丛书和郡邑氏族丛书，大大丰富了地方文献的种类，开创了志书记载本地人著述书目和侨寓名人有关本地艺文的先河，为后世所效仿。

6.元朝时期：方志、家谱、地方戏曲

元代共编纂方志190多种。其中地记9种，图经6种，方志142种。可以看出方志已经上升到压倒性地位，完成了由图经向方志的全面过渡。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大约到了元代，家谱的体例与收录范围发生变化，家谱中出现了对子侄家人的训诫文字，并被收进新修的家谱之中，成为新修家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概是受了前代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儿令》《遗令》、嵇康的《家诫》、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羊祜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崧书》等等的影响。最著名的还是南北朝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由于战乱，宋元时期的谱牒焚毁和散佚严重，存世很少，经全国普查，目前宋元时期的谱牒只剩下20多部。

同时，元代戏曲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戏曲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他们所编撰的戏曲，有不少取材或源于地方掌故和传说，也具有地方文献的性质。(www.xing528.com)

7.明清时期：方志、族谱、地方文献丛书

明清时期为地方文献的完善时期，除种类的完善外，便是文献保存的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地方文献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方志和族谱的纂修达到鼎盛，并流传后世较多。虽然由于战乱大量散佚（明代方志的存佚比例1∶2.4；清代为1∶1），但毕竟为后世保存了各时期、各类型卷帙众多的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明清时期共修志6000余种，占历朝历代总数的85%左右。家谱的盛行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也是由于统治者和地方官员号召和劝说的鼓励政策，使得纂修家谱成为从上到下的头等大事。其体例更加完善，记事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注重内容的丰富和伦理教化功能的加强。

（2）地方文献丛书的盛行。宋代开创了编辑地方文献丛书的先河，到明清时期，已出现大批记载一省一府一县的“郡邑丛书”，其中不乏许多上乘之作。丛书的收录标准为“经见稀而简册少者，籍以流布……不问时代，不择雅郑，……当随乎人所居都邑，萃其乡先哲著述，编而录之”，因此，丛书的编纂为地方文献收集、保存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和后世沿用的体例。

（3）地方文献研究的盛行。地方文献种类的逐渐完善和数量剧增，激发了各地对地方文献研究的热情，促使地方文献编纂者、研究者大量涌现。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的编纂者黄佐；《贵州通史》的几任纂修者，如明嘉靖的谢东山、张道，明万历的王耒贤、许一德，清康熙的潘驯、翰林院学士周渔璜等以及《贵州图经新志》的编纂者，明代的沈庠、赵瓒；《遵义府志》的编纂者，清道光咸丰时“西南硕儒”莫友芝等等。

8.民国时期：方志、族谱、地方文献丛书

这一时期的38年间，地方文献虽然仍以方志、族谱、地方文献丛书一类为重点，但在编印地方文献丛书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即由以前的个人承担转为以机关团体为主，即编印单位由当时国民政府的文献委员会、研究机构、图书馆、报社、书局等担任。其社会原因可以为归结为现代机械化印刷术在20世纪初成为了我国印刷技术的主流。清末民初，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出版物为主的书局。如1897年成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它以时代为己任，服务于推翻旧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废科举、兴学堂、昌明教育、推进新文化运动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除了出版古籍，还主要出版教科书、翻译书、学术文化著作等，此时的文献类型除了图书还有大量印刷出版的报纸和杂志。因此，民国时期的地方文献也因现代印刷技术的重大革命，而增多类型。除了历史沿袭下来的方志、家谱、丛书得到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地方性的报纸和杂志等类型。

9.新中国成立至现在：族谱、方志及其他类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文献的类型和数量无疑增加很多，但发展不平衡。方志和其他类型的地方文献发展突飞猛进，唯独家谱被当作“封建糟粕”进行横扫殆尽数十年，不仅续修被视为违法，就连收藏也要被扣上“是对封建主义怀念”的帽子。80年代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纠正了对家谱所存的偏见和对其采取的过激行为，使家谱得到公允的待遇。90年代对家谱的研究和重修家谱的活动得以复苏。家谱的史料价值和地域特征已成为国内国际研究的热点。为此，国际图联根据1997年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的提议，在2002年新组建了第37个专业组，就是“家谱地方文献专业组”。

尽管家谱这一类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过萧条，但从全国的馆藏来看，经过专家的极力抢救和保护，仍然保存了大量的家谱资料。家谱收藏最多的是上海地区，有18000种；其次是台湾和北京地区，分别为10234种和8102种。家谱在国外的几十个国家中都有收藏。2007年由上海图书馆完成的《中国家谱总目》汇集了国内外家谱47000余种，643个姓氏，比《百家姓》还多出205个姓氏，现在又开通了“中国家谱网”，有10334条宗谱数据，设置了“寻根问祖”、“家谱资讯”、“家谱研究”、“资料库”、“数据库”、“网上咨询”、“谱牒交易”等多个栏目，这说明对家谱的重视呈现出一个“峰谷”的转变。

编纂方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几千年来流传不绝，对方志的研究连绵不断。历史上的修志高潮出现过6次。迄今为止。国内除台湾省外，现存各代各地各种类型的地方志就有万余种，11万多卷。

方志和家谱是地方文献的主要代表类型，受到国内外业界的极大关注，成为地方文献研究的主要对象。从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结集的96篇论文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96篇论文分为“地方文献收集”、“地方文献研究现状”、“地方文献的社会作用”、“共建共享与数字化”、“专题地方文献研究”五个专题，其中关于地方志研究的有34篇，谱牒研究19篇，仅这两个类型就有53篇，占全部论文的55%。其余43篇分别论述档案、版本、民族文献、方言文献、文史资料、地方丛书以及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地方文献工作的方法、技术等等。经从超星数字图书馆查询，1995年至2005年10年间，有关方志学的专著、论文集就有74部，1980年至2006年16年间，出版了关于家谱类（包括个人年谱、族谱、日记类）的专著就有221部。

新方志的编纂，离不开当代各类地方文献资料的支撑。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学术机构等各种渠道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文献信息，如图书、报纸、期刊、学报、机关档案以及非印刷型的影视、音像、广播信息、网络信息等。凡具有收藏流传价值的自然产生的原始资料都是今后方志编写的可信素材。除了上述类型外，还有几种类型不可忽视。

文摘：虽然属于二次文献，但它是以原始文献为对象、对主题内容进行摘要、浓缩的一种形式。使读者能简明扼要了解原文内容，能起到“窥斑知豹”的作用。

调查报告：是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或某个事件进行专门调查研究、将所得的材料和结论写成的书面报告，具有内容真实、资料可靠的特点。

传记、回忆录：这类文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真实性，是反映历史事实和个人经历的重要地方文献类型。

文史资料：是各地各级政协组织编写的一种地方史资料。上限为1898年“戊戌变法”，下限到“文革”之前的当事人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记述。具有学术性、资料性和地方性的特点。

年鉴、统计年鉴：我国有编纂年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各级行政区域甚至有的部门和单位都编有年鉴、统计年鉴。有国家综合性的《中国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有地方综合性的年鉴、统计年鉴，如《贵州年鉴》《贵州统计年鉴》；行业编的有《贵州科技年鉴》《贵州电力年鉴》；单位编的有《贵州工业大学年鉴》《遵义师范学院图书馆年鉴》等等。这类工具书具有资料翔实、数据可靠、信息密集的特点。

手册类：包括“指南”、“大全”、“全书”、“概况”、“名录”等名称的一类参考工具书，具有主题明确、实践性强、内容集中精炼、信息量大、查阅频率高的特点。

少数民族文献：此类文献有较强的地域性，也是地方文献中应予以重视的类型。少数民族文献包括用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和用汉语言文字书写的反映少数民族内容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