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既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更在于减少农民数量。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机械地减少农民数量,只能努力实现农民的制度性转移,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农民社会流动的愿望和能力[35]。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我国工人队伍构成发生历史性变化,农民工实际上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权威调查显示,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户口劳动力已占57.6%,有些行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已占相当高的比重,如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占52.6%,加工制造业占58.2%,建筑业占79.8%[36]。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如何进一步帮助农民真正走出农业已经成为日渐凸显的问题。
首先,教育已经成为推动部分中青年农民走出农村、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从理论上说,农村成人职业教育能够激发农村中青年劳动者的学习愿望并提高对职业教育的积极预期。在我国大部分农村,本来就有一些农民子弟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在社会阶梯中占据了较高位置。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都明显高于一般农民,这些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为其他的农民子弟树立了榜样。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因大规模社会流动而走出了农业和农村,但他们主要从事补充性劳动岗位,容易成为城市贫民。因此,应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作用,大力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通过对劳动者进行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培训,促使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者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其就业层次,真正实现农民身份改变和人格转换,这将是农村成人职业教育越来越需要担负起的重要社会使命。因为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民向非农行业和非农产业的流动能力,从职业意义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才是抓住了“三农”问题的关键。目前开展的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尝试,它有助于解决需要引进农民工地区的民工荒问题和农民工输出地的劳动力闲置问题。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践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从2004年开始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37]。今后,应围绕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进城农民工培训。而我国在今后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一部分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性研发,以及参与对农村人才和农村人口转移的相关培训来为农民走出农业和农村提供更多的知识性和技能性支持,使农民接受更多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这既是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所需要的一个现实条件,也是农民真正能够从农村转移出去而成为新型市民的必然要求。
其三,农村成人教育要为促进农民成为永久离开者贡献力量。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中,白领性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非农行业,经过良好的正规教育而成为农村永久流出者大都成为白领,而经过二次教育实现农民白领化在目前仍然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事实上,农民自主性社会流动者主要从事城市和工业的替代性和补偿性劳动,也就是主要从事城市人口不愿意做的脏、苦、累和危险的工作。这种局面的存在其实也是城乡和工农不平等的一种反映,也折射出农村人口竞争白领性工作岗位无论在知识能力层面,还是在制度性开放层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何通过农村成人职业教育提升农民进城的现实竞争力,并使他们成为农村永远的流出者和城市的永久居民,将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农村智力流动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既破坏或改造原有制度,又创造和维护新的制度。这种结构性社会流动常常会凸显制度的四个方面的特征[38]:首先,制度从内在结构上总是具有抗拒变迁的倾向。一些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成为一种制度,是人们长期社会化的结果。人们接受它,实践它,遵循它,并自然而然地作为了一种行为的惯性。这种习惯和惯性是不可能一挥而去的。这种惯性所引起的滞后性,一方面保证了一个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变迁产生一种巨大的无形阻力。其次,制度与制度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上。第三,一个社会的制度发生着变化或者变迁,往往是或者意味着这个社会中的整个制度同时发生着变迁。最后,制度往往也是一个社会出现主要社会问题的地方。比如,农民工大量出现引起农村凋敝等新现象的出现,实际上预示着社会经济制度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某种偏差。可以肯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得到进一步发育,社会的政府将逐步取代政府的社会。各种群体和各种阶层将能够更好地表达各自的利益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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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该人口数不是指户籍人口数,而是指常住人口数(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一项有关中国城镇化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仍然非常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参见《中国青年报》,2013年11月5日第7版,这一数据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数据27.7%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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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里使用社会流动而不是智力流动,主要是基于大多数人只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描述,并且其合法性的获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渐变过程,而其中隐含的知识技能等智力元素甚至到目前也没有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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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所谓“剪刀差”就是指工农产品交换时,工业品的定价高于其价值,而农产品的定价低于其价值,从而使价格背离价值,工农产品的价值与等价交换形成了一个向两边分离的剪刀形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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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里的假文凭包括合法化的和非法化的假文凭,这也就是人们通俗地指称为纯粹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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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次开发是指正规的普通教育所实现的把潜在劳动力转化为现实劳动力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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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这里的新型农民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身份意义上是农民身份,二是与农业生产存在较强的直接关联。
[34]教育部2004年第6次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35]彭拥军.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1,246.
[36]佚名.中国农民的角色定位出现历史性变化[EB/OL].[2008-10-09].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09/content_10171840.htm.
[37]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关于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通知(农科教发〔2004〕4号)[R].
[38]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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