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答：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陷阱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造成城市和工业在资金以及智力等方面对农村进行全面剥夺，但城市和工业发展对农村人口的整体吸纳作用却很弱。在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挤压下，农业科技发展相对迟缓。改革开放后，制度创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力，使农村劳动力出现相对甚至绝对富余，并使城乡比较利益差别被人们普遍察觉。乡村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力量作用下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智力流动增加和乡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改变了原来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利益关系。在农村，由于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市场化主导性配置取代了行政主导的配置方式，基层政权由于经济动员能力弱化而导致政治动员能力也在走向弱化；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各种能人）阶层的崛起在改变乡村的权威结构和治理环境[23]，对农村智力流动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上述两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共同说明：在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互动导引的农村智力流动过程中，农民如果在体制内难以寻求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性权威就会逐渐丧失，体制外的地方性权威很可能应运而生。

概而言之，农村智力流动过程的延续一方面仍然在促进农村人口进一步接近和走进现代文明，享受到和城市相仿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农村智力流动也在促使城市中人与人的交往更为广泛、眼界更为拓展、生活更为自主、流动更为自由、个性潜力发挥空间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农村智力流动所引发的力量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会产生同构性影响，将使农村人格类型在变革中转向都市人格类型，并促使城市居民的角色行为、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趋于现代整合，在城乡二元冲突的消解中走出边际性怪圈，走进新的文明境界。

对农村而言，新社会精英的出现，会给农村发展带来身边的榜样，产生重要的示范和模塑作用。农村人身边的榜样最具有教育作用，正如威廉·G.布朗所言，教育“可以让人们从他们最初的社会地位中解放出来”[24]。布朗所指的教育对人的解放就是从职业的改变立言的。从国际经验看，英国农村的智力流动是工业发展和城市扩张产生巨大劳动力需求与农村积累了大量富余劳动力两者相互呼应的产物；美国则是城市工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需求竞争的结果，它导致了工业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因为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刺激了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改进，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加快了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例证。比如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而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72％。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曾经采用了种种限制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由此导致1985—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25]。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智力流动的历史常常就是一部优化人口的历史。有些国家（如美国），除了农村人口的向上社会流动和适应性提高外，还采取了广泛吸纳世界科技移民的方式来实现人口优化。我国的发展历史，必然也是一部优化人口的历史，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自身的转变。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的农村智力流动减少和优化农村人口，是实现农村智力良性流动、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也是防止农村智力流动坠入陷阱，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www.xing528.com)

可以肯定地说，农村智力流动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社会的结构性流动既破坏或改造原有制度，又创造和维护新的制度。这种结构性智力流动常常会凸显制度的四个方面的特征[26]：首先，从内在结构上，制度总是具有抗拒变迁的倾向。一些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成为一种制度，是人们长期社会化的结果。人们接受它，实践它，遵循它，并自然而然地作为了一种行为惯性。这种习惯和惯性是不可能一挥而去的。这种惯性所引起的滞后性，一方面保证了一个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变迁产生一种巨大的无形阻力。其次，制度与制度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它们都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上。第三，一个社会的制度发生变化或者变迁，往往是或者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整个制度可能同时发生变迁。最后，制度往往也是一个社会出现主要社会问题的地方。比如，农民工大量出现引起农村凋敝等新现象的出现，实际上预示着社会经济制度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偏差。可以肯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得到进一步发育，社会的政府将逐步取代政府的社会。各种群体和各种阶层将能够更好地表达各自的利益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互动过程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五种应对手段[27]：第一种是顺从。社会行为既满足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又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把社会纳入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轨道，不产生或较少产生社会偏差。第二种是革新。个人在极力强调自身文化的同时，无法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制度规范完全内化，只能采取某种越出习俗和法律规定范围的手段进而攫取社会资源。换句话说，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目标无法兑现自己的实际目标，只能超越或者突破已有的价值准则。高等教育制造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社会底层对高等教育出现的冷漠二者并存，就孕育着社会需要革新的胚芽。第三种是仪式主义。对规范制度表面上采用顺应态度，但在行动上并不自觉，人们更倾向于采用一种不触线的游戏化行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以改革的名义出现持续改革，最终出现回到原点甚至回不到原点，这种怪或者不怪的社会现象，都是仪式主义在作怪。第四种是逃避主义。既不接受共同的文化价值，也不遵守社会的制度规范，出现一种非社会化的偏差行为。第五种是反叛。表现为在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上的否定，希望实现价值重建和社会结构重组。市民或农民对重大特殊事件的冷漠（比如2016年多地发生的洪水灾难，但报道中呈现出来的积极参与者多是干部和武警官兵，普通大众总体上缺乏参与积极性）。农村的公益性和共益性活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