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答：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制度推动

随着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具有全民共识意味的一个政策性口号和社会性行动。人们从权力渗透、权利保障，利益引导和经济活力提升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认真探索。这里仅仅从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现象入手实施事实呈现与分析。

1.大学生“村官”现象的政策关切

大学生“村官”政策具有积极意义。长期以来，农村社会流动是以农村智力输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农村剩余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和因为智力技能等缺乏的其他人口，农村这样的人口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承担现代农村建设的重任。在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和创业、农村如何很好地吸收外来的大学生，都需要切实有效的政策加以积极关注并引导其顺利解决。客观地说，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去，其最重要的使命是为农民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让拥有城市居民身份或者说拥有城市居民潜在身份的大学生到农村服务，甚至由此创生出一种相对固定的新职业。

这种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为了应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我国的快速推进，大学生数量激增，大学生的政治地位或者说走向权力的路径已经明显变窄。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尽管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变化，但大学生包当干部的政策已经在舆论和操作层面都被否定[26]，这种否定对人们相应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至少在舆论和心理层面上直接动摇了大学生政治精英的外观形象。加上大学生进入政界的比例比以前大大减少，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距离确实在逐步拉大。因此，总体而言，大学生无论在舆论或政策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都与政治精英有了距离[27]。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农村遭受智力剥夺和青壮年劳动力剥夺的消极后果似乎正在得到改变，在农村一度出现的走向凋敝化、空壳化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比如笔者所调查的范围内）得到明显纠正[28]。这种新现象的出现，说明农村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对人力和人才的吸引力和吸附力将会增强。

上述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加上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使大学生“村官”的制度化推进了有了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但我们在政策上仍然需要逐步澄清以下问题：第一，大学生“村官”是政策的过程性产物或政府的政绩依托还是促进大学生成长的一种事业追求？第二，大学生“村官”是政府安排的计划性任务还是大学生自由选择的过程或结果？第三，大学生当“村官”是为“镀金”还是求得职业发展机会？在理想状态下，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过程应当立足于给大学生创造发展机会，给农村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从而根本上改变农村发展面貌。

当然，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政策性行为，其实际效果与政策预期之间肯定会存在距离。事实上，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大学生“村官”政策持反对意见。如贺雪峰教授[29]认为，大学生客观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为农民做成什么事情或提供什么有效的帮助。他分别从农村和大学生的角度出发对其观点进行了阐述，认为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不需要大学生，因为随着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农村所需要的“官员”会减少，村干部的职务也相应减少，而大学生作为财政需承担的“村官”是一种浪费；大学生作为一种外来的“管理者”也不可能真正熟悉当地的民性，无法深度参与。

2.大学生“村官”现象的角色关怀

从大学生“村官”的存在样态看，首先，大学生“村官”存在身份尴尬。大学生“村官”实际上非公非农，身份很不清晰。具体而言，他们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公共财政供养人员，承担着拟制公务员的社会职能或者说政府期待他们承担这样的职能，但他们并不具备公务员的真正身份，故是一种非公身份；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甚至根本就没有农村生活或谋生的经历，他们是受政府委派来到农村的，是政策动员结果或者政策后果的真正承担者。其次，大学生“村官”存在比较明显的角色尴尬。因为大学生“村官”没有编制，直接导致大学生“村官”身份位置模糊；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的“村官”身份是需要加引号的。因为如果委派具有真正权力的“村官”，这种政策必然与目前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的法律相冲突[30]。大学生“村官”这种身份尴尬，必然导致其角色尴尬，并引发出他们对前途出路的迷茫感甚至无助感。因为大学生“村官”的权利与义务没有法律法规的支持，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必然是尴尬的。在大学生“村官”的现行实践中，他们的社会角色定位基本上是信息技术提供者、致富带头人、农民的服务者和各种矛盾的处理者。(https://www.xing528.com)

大学生“村官”从语词逻辑来看，既是大学生又是“村官”，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角色，扮演这两个社会角色一般会存在一定矛盾，容易产生角色紧张甚至角色冲突，但如何成功地把二者变成一个统一角色来扮演，这似乎超越了我的知识和能力范围，估计也超出了很多人的行动所能把握的范围。正如贺雪峰教授指出的，“新农村建设并非要将农村建设成为花园，而是要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品”。客观说，大学生“村官”并不是作为一种官到农村的，大学生“村官”目前在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农村发展的当下需要实际上是存在距离的。据了解，一些地方乡镇机关欢迎大学生“村官”，因为他们很容易实现上级机关的意图，这种情况存在搞形式主义的成分，比如说让大学生“村官”在村里建设党员活动室，搞一些展板、图片之类的东西。现在县乡党政机关搞所谓升级达标评比之类的事情很多，这种事老“村官”肯定不如大学生“村官”干得好，而真正把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落实到位，就不那么简单了。但不管怎样，毕竟随着新农村建设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明确要求和具体政策措施，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必将越来越从搞形式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他们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像河南省安阳市把大学生在农村创业发展的成功事例送到农民身边，让大学生村干部教给农民[31]有用的东西，这样对农民的帮助就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国家组织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干部本身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较深的父母而言，农村出来的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光宗耀祖，毕业后能找一个“铁饭碗”。而当“村官”，面对的都是人文素质较低的农民。这容易被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是没有出路的工作，不符合大学生的身份与地位。孩子做“村官”，常常让其父母产生这样的疑问：那四年大学岂不是白读了么？这种疑问就足以说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角色期望与对“村官”这一角色的看法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现实会对即将成为“村官”的大学生产生巨大心理压力。大学生“村官”如果带着包袱去上岗，就更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此外，就大学生自身而言，作为曾经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预计期望和发展预期都比较高，而农村的生活环境以及“村官”的工资福利又与他们自身的期望并不吻合，而“村官”不论是工资待遇、工作环境还是发展预期都存在需要提升的较大空间。同时，当他们的同学在其他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各个方面都比他们优越的时候，担任“村官”的大学生们常常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不平衡感，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会直接影响大学生“村官”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看法，进而对其在岗位上真正安心工作产生冲击。

如果大学生“村官”不能解决好相应的社会角色适应问题，大学生“村官”的流失问题就会凸显，从而逐步呈现出大学生“村官”政策预期与政策效果间可能存在的巨大罅隙。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生“村官”实际上存在显性流失和隐性流失两种情形。显性流失是指大学生“村官”彻底放弃“村官”这一职业而另谋高就；隐形流失则是指，从表面看大学生担任“村官”这一社会角色，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没有能够在现实岗位中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或应有作用。如果大学生“村官”长期不能度过适应期或者自身能力有限而不能满足国家、政府、村民对他们寄予的期望，隐形流失就不可避免。

此外，如何实现大学生“村官”身份的自我认同、如何最大限度缩小大学生“村官”与农民的心理距离，如何正确理解大学生“村官”的价值及其实现度，这是大学生“村官”“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

3.大学生“村官”现象的心理关怀

为了比较方便地说明这一问题并尽可能避免偏见和误解，有必要先简单重温马斯洛的相关理论。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的论文中提出：人的基本需求可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种，这五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除此之外，人还有另外两种需要，即认知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他认为这两种需要应居于尊重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之间[32]。客观地说，大学生“村官”作为一个总体，对农村的地域归属感偏低，对大学生“村官”角色的自我认同度较低；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社会总体上还处于熟人社会阶段，外来大学生只是农村的他者。因此，大学生“村官”和村民社会实际上还存在一定心理隔膜。在当今这个价值观念走向多元、文化样态呈现多样的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村官”如何真正嵌入到特定村民社会当中，让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比较艰苦的环境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是每一个大学生“村官”需要自我调适才能完成的重要角色转换，也是我们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加以注意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确实需要输入新型的高素质农村干部，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对于新农村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大学生“村官”要真正服水土，除了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外，如何让大学生“村官”真正实现角色的自我认同，如何选好合适的大学生“村官”苗子，如何在大学生“村官”实践中进行合理引导和帮扶，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能够帮助大学生“村官”这种新的知识下乡或者新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政策从美好的政策期许或者政策期待转化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或者社会事实。

总而言之，大学生“村官”的社会认同度还不高，大学生“村官”这一新生的社会角色尚未被社会完全理解和接纳。如何明确大学生“村官”的权利与义务，如何解决大学生“村官”在心理和行为上的适应，真正让大学生“村官”成为农村的主人而不是旁观者，真正做到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我们有必要创造条件，不断消除影响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的障碍因素。要解决这些障碍因素，首先需要大学生“村官”更新就业观念，有长期服务农村的意识；其次，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的综合素质，通过各种引导和帮助，使其锻炼出适应基层的知识和技能；其三，要改善农村基层环境，提升农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吸附力；最后，健全和完善各种保障制度，促进大学生“村官”的职业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