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为社会地位的提升机确实成功实现了农村孩子的向上社会流动。大学学位既保护了那些出身上层阶层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许多人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11]。在中国，1999年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提升人的作用在形式或制度意义上似乎有所削弱，但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渴望实际上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停止过。只是对有些群体而言，教育成了护身的必需品，“教育成了保护个人竞争力的防卫开支”[12]；对另一些群体而言，如何使接受教育的代价最小成为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对其他一些群体可能还有别的意味，比如对声望的考虑。有鉴于此，即使在“文革”当中，“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级，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比如右派分子，他们都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或者在旧社会饱读诗书，或者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中几近严苛的尊师重教之规范与风气，重视教育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砸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13]。笔者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有过书香条件的家庭，尽管他家中过举人的大爷已经在社会运动中被枪毙了，但这位大爷仍然是其家庭的偶像。经历了其父亲的那个发了小财的朋友悔婚以及他们家受到欺负后，孩子们更加坚定了要读书出人头地的念头。他们通过读书成功或经济等方面的成功来弥补一些缺陷的欲望就比常人更加强烈。柯林斯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教育既可以选择具有精英文化的英才成员，又能促使下层或中层成员对英才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予以尊重[14]。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农村新一代独生子女化现象重新燃烧起农村人对高等教育成为制度性社会流动机制的新渴望。如果说以往的多子女家庭使父母无暇顾及孩子，并且也无力同时给予孩子必要关注的话，现在更为普遍的情形是，望子成龙的愿望成了催逼子女成材的最强劲而直接的现实压力和动力，子女的学业成就已经成为大多数父母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孩子的学业成就成了衡量孩子是否听话、是否符合好孩子标准的首要指标。尽管大学生从名义上看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紧俏或者吃香，但人们已经对文化资本竞争的标准从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否上过大学转变为上过什么样的大学或者是否上过名牌大学。此外，高校门槛降低与求职门槛提高同时出现，这又进一步演变成为催生追求优质高等教育的新动力。尽管有家学渊源的孩子往往比那些来自文化资本有限的家庭的子女更具有学术潜力，但“即使是极端聪明和勤奋的人，如果没有机会，也不能超越灾难的影响而获得生活的成功”[15]。当然，文化资本不光来自继承，也来自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此外，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本，它要成为真正的社会地位符号还必须得到社会承认。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均等，就职和晋升的机会更加均等，尤其对那些出自低阶层的人来说，职业流动和晋升机会也在增多。社会流动率的提高和教育作为重要社会筛选制度的建立，是形成“中产阶级”的有益机制，极大地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和纠葛，也是削减社会张力、实现有效社会控制的“安全阀”[16]。(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