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智力流动：高等教育与发展的挑战

农村智力流动要合理，需要符合国家的道义和乡民间的道义，让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机地融合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伦理实践中，同时又给这些伦理实践提供一些必要的回旋余地。国家和乡民之间达到某种默契的共识。乡民的交往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乡村中的伦理道德规则，使得道义在家庭、家族、宗族、邻里中有更灵活的表现形式，更好地维护乡村秩序。

1.农村智力流动的合理性

合理具有几种含义：合乎逻辑，合乎现实，被制度认可或心理认可。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合理有目标合理和价值合理两种。所谓目标的合理性是指目标和手段均从合理的选择而来，是一种理想的合理化状态。价值上的合理性是指力求达到实质性目标，这一目标本身可能并不合理，但使用的手段却是合理的[47]。合理性通常也用合法化来表达，这种合法化需要几种力量来支撑：第一，法律观念，法律表达了某一团体获得国家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认识和同意；第二，组织和制度，保证合理性的组织空间和象征空间；第三，人们的信仰支持；第四，人们的习惯。

社会流动合理性的实现过程就是其目的和手段被人们接受甚至成为一种习惯的过程。如农民智力流动，其早期呈现的自发流动被称为“盲流”，它意味着其被政策和舆论所限制与指摘。而现在农民工进城已经被逐步接受和确认，只是在制度上尚缺乏平等对待。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口号声中，农民工进城已经成为在制度和心理上认可的合理合法行为。

可以肯定地说，获得合理性或者合法性是农村智力流动形成良好秩序的基础。实际上，缺乏合理性就缺乏存在的可能性。黑格尔所说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存在，自有其现实解释力。当然，黑格尔的合理性应该从事物存在所具有的现实生长基础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好的值得鼓励的，还是坏的有必要加以控制甚至取缔的事物，只要它存在，总有其存在的现实根源和现实基础，这就是其合理性。它可能是制度不健全的产物，也可能是人们心理和习惯力量支持下的伴生物。对此，我们不妨举例作进一步说明：美国禁酒法案无法产生实际效果而不得不被废除，是因为饮酒是人们长久以来生活方式中难以割断的部分，人为禁止它，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了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也就是人为否认了生存的某种合理性。

2.城乡共享发展促进农村智力流动的合理性(https://www.xing528.com)

因为城乡户籍管理的分割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一般意义上的农村智力流动，既不能改变其农村户籍，又不能使其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不将其纳入城市就业管理，这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具有短期性和不稳定性。同时，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部分自发性农村智力流动者只能进入城市非正式部门，同城市下岗职工在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竞争，这又反过来制约了农村智力流动。因为当城市面临就业压力时，往往倾向于采取一些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政策。这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容易使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归属感，甚至产生敌视感。

在农村日益显著的社会流动中，各种各样不断重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阶层自主形态不断出现，使乡土原有的熟人社会特征走向消解，但又具有一种强烈的包容倾向，能够把各种各样的准阶层融入其中，倾向于形成新的熟人关系网络；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进入和退出则带有更多的非个人主义底色。

农村智力流动，从流动者来源看，主要有外出性或输出性智力流动，这种流动既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还有流入性智力流动，主要是相对落后地方的填补性流动。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应该存在大量双向社会流动，但在目前的现实性上，主要是单向度的，逆向社会流动虽然存在，但性质有一定差别。如笔者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农村社会流动发生的早期，宁乡的经济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宁乡人外出打工的人很多，但也有少量浙江人来宁乡收集松油，后来有研究者发现，宁乡人到外打工获得的、能够拿回家的经济回报与浙江人采集松油的经济回报相当。从城市向农村的社会流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存在过，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一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种是极少数城市贫困人口曾经到乡下居住以节省生活成本，还有一种就是城市单位的派驻人口。概而言之，城乡之间的人口空间流动的主体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形成一条单向渠道或者窗口，农村中非农人口数量增长和比例提高一直十分缓慢，这是农村智力流动将要关注的地方。一旦农村自身对知识和技能的吸纳能力增强，农村现代化进程和对人才吸纳水平都会提升，农村相对城市而言的比较劣势就会缓和。

农村的这种局面之所以尚未能够形成，一个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专业化程度不够，但生产集约化和专业化一定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传统农业被改造成为现代农业，高等教育对农村智力流动的作用就可能由幕后走向台前。城乡在价值观念上的区别也将变得越来越小，整个社会将由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走向大众社会。在大众社会中，由于大众媒体同时向社会每一个人传布同样的思想，人们的价值观念会更倾向于有更高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也不能高估这种一致性。实际上，由于历史的、职业的和区位的差异，城乡人口的价值观念仍然会存在重要差别，存在代差或时间差。这就像斯洛克姆在描述美国城乡差异的历史变迁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1900年时的乡村人和城市人相比较的话，现代的美国乡村人与后者更相像”[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