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智力流动：挑战与应答

社会学是面向现实的学科，它常常直面世俗性问题；社会学也具有明显的浪漫化色彩，社会秩序的和谐是社会学所拥有的一种美丽期待。社会学所憧憬的和谐秩序，一方面依赖于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情感、沟通等人性化的力量。在社会学视野里，农村被贴上了矛盾性标签，它或者被描述为令人向往的充满脉脉温情和诗情画意的田园，或者被视为落后愚昧、狭隘自私的地狱。一边是诗意般的栖居，一边是鬼魅般的生活。但不管怎样，农村智力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产物，起因于农村人口追求出路的自发行动。这种社会流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既有劳动力供给的信息障碍，也有劳动力需求的信息障碍；既有求职者技能状况的信息缺失，也有招工标准的信息不畅。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了农村智力流动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第二，它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集中性，有很强的社会冲击力。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大，农村流动者对所在城市缺乏归属感，因而社会责任感较淡漠，加上城市也没有把农村社会流动者视为自己人，从而产生社会区隔，造成城市管理难度大，社会潜藏着不稳定因素。第三，农村流动者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个群体自身又缺乏必要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因而农村流动者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他们容易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1.农村智力流动的动力性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智力流动实际上存在非常多样化的形态。除了一般农民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流动外，也存在高等教育作为制度化手段的农村智力流动，这种流动者的社会境遇与前者截然不同。除此之外，农村自身也存在着上升性社会流动。除了农村本身非农产业发展产生吸引力外，随着农业知识技术构成的提升，至少带来了两种社会流动，一种是农业现代化的提升而产生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种是填补性社会流动，即在农业条件较差的地区向经济和地理环境较好的地区的人口流动。因为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一些农民进入城市专门从事非农活动，他们留下的劳动力空缺会吸引农村条件和农业条件相对较差地区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弥补，出现农村的梯级社会流动。但不管哪种流动，其实背后都潜藏着资本的力量。

首先，文化资本是实现身份转换的潜在力量。一切知识活动本质上都可能具有逐利性，尽管它们往往借助符号来表征。知识分子通过炫耀文化与科学来获得身份，它们的合法性正好来自这样一个信仰：较之物质追求，它们代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高级、更有价值的存在形式。文化资本既是社会精英确保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它又可以与其他资本实施互换性和互惠性互动来强化身份及其合法性：文化资本可以增强权力的合法性并放大权力；权力又可以庇护文化，使其获得社会资源。文化资本可以给经济资本以智力支持，从而放大经济资本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而经济资本可以帮助实现文化资本更快更好的积累，并实现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渗透。就这样，经济和权力的优势集团，通过不同的身份文化，把各自的利益掩盖在超功利外表下面并将自身利益合法化。

农村社会作为文化资本相对不足甚至比较缺乏的群体，在对文化资本的进一步竞争中，其家庭常常因害怕失败而出现部分人放弃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机会，尽管他们可能在内心也曾高度向往大学和上大学，但这种向往抵制不住预期自己会失败的力量。他们在不是读书这块料这类社会和自我预期中丧失了获得更好的文化资本的动力。事实上，农村年青一代因为比年长一代具有更多文化资本，因而实现智力流动的机会和能力更加突出，但他们在文化资本的社会竞争上尤其是文化标签的拥有上，仍然总体上处于劣势。没有携带文化资本标签的流动者，更容易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既不能成为城市人，又难以成为归乡者。

其次，获得比较利益的行为被制度认可是农村智力流动的直接动因。社会结构分化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一般意义上，每个群体的利益都具有正当性。少数人的合法利益也具有同样的正当性，应该得到同样的承认和尊重。换句话说，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我们要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压力群体”存在，要允许多样化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存在。农村智力流动者甚至农民既可以说是多数，又可以说是少数。说他们是多数，主要从其代表的人口数量而言，毫无疑问是人口的大多数，然而就其在政治、经济或是其他社会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力量看，他们往往只能算是沉默的多数，只是能够表达和主张自身利益的少数。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农民的利益一般无法自我表达，只能被动地由他人代言。

在此背景下，农村智力流动只能成为农民自发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是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些利益存在冲突的，故农民的自主性智力流动被描述为盲流，是一种在制度性和政策性安排中需要抑制或阻断的行为。随着社会开放和流动全面纵深推进，原本存在矛盾的城乡社会在利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农村智力流动逐步获得了越来越明显的合法性。事实上，农村智力流动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农村自身也获得了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的比较收益。城市人口则增强了财富感和尊严感，因为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失业人口不屑干的最脏、最累和最危险的工作都可以由农民工来完成。

农村智力流动就这样逐步获得制度性认可，而制度化的符号和价值所需要的态度是正视、依附和遵从。当人们对农村智力流动的制度安排由抵制到欢迎、由受害到受惠，农村智力流动自然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然而，当人们的怀疑指向其不良的社会效果时，指向其他制度的基本价值准则时，冲突和失衡就会产生。农村智力流动中的不和谐往往就是人们生存境遇变化和制度安排之间不匹配的反映。一般而言，人的行为一方面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的动机和行动所具有的主观意义也会对人们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交换性的行为经常是和理性选择的利益比较，以及与理性选择的利益约束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交易物的满意程度将对交换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出现选择性和替代性资源时，人们对某种资源的依赖程度要受到他们对这种资源及其获取方式的满意程度的影响，这种满意程度有可能改变不同资源对交换者的相对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依赖程度“是服务的价值与可供他们考虑的第二个最好的选择方案之间差异的一个函数”[44]。

农村智力流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权力的交换。而社会交换中的权力受三种力量的影响：资源、依赖性和满意度。这里的资源是指那些可使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东西。这种资源不仅包括收入等物质性资源，还包括非物质性资源，比如人们实现社会流动所需要的能力（可能性）以及通常所说的声望或荣誉。所谓依赖性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人们的社会行为由于需要获取特定资源以便实现特定期望而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或个人。当人们为了满足特定需要，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别无选择地依赖于某一个社会集团或他人行为的时候，依赖的情境就会产生出来。所谓满意度，当人们在工作或行动时，付出与劳动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给予的、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回报、补偿和奖励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相对公平和满足的感觉。付出和回报之间的差距越小，人们对这种回报的满意程度就会越高，对社会公平的积极认可度也越高。(www.xing528.com)

2.农村智力流动秩序的形成

中国式城乡二元社会形成了特殊的中心－边缘关系。中心－边缘关系是一个很有分析价值的维度。在封建社会，农村是社会的中心，城市则是农村的相对物。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第一阶层，农民为第二阶层，社会各阶层依据士、农、工、商的顺序而拥有相对的社会地位等级。到了现代，中心－边缘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原初具有横向流动意义的社会流动，如农村向城市，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社会流动，在现代经济和政治张力影响下具有某些纵向化特征。在我国，农村向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社会流动都具有或浓或淡的向上流动色彩。与此同时，群体间收入差别存在越拉越大的趋势，这既表现在城市内的群体之间和农村的群体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从而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中心中的中心与边缘以及边缘中的中心与边缘等复杂的中心－边缘关系。城市中的边缘化社区（姑且称其为社区，实际上还有很多属于“三不管”地带）成为城市中贫困人口聚居地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而农村则出现凋敝化、空壳化现象和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等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农村教师的工资被拖欠也与此直接相关。在“乡学乡办，村学村办，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声中，农村教育实际上一度被异化成为农民教育农民办，政府（主要指国家和省）实际上推卸了举办义务教育的起码责任，而基层政府又无力承担这种责任。这是农村教育开始与城市教育差距逐步拉大的重要经济社会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人口尽管从个体生理性特征来看并不是天生的弱势者，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处于一种相对不利境地，他们在市场（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也同样处于相对甚至绝对的弱势地位。而农村向城市流动往往使流出地带有被剥夺特征。但不管怎么样，农村智力流动仍然可能蕴含着这种趋势：城市和发达地区作为中心对边缘的渗透作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作为边缘对中心的冲击力度都在加强。中心－边缘关系需要从经济维度、文化维度和制度维度内在地、必然地与结构维度产生相互交织的作用。农村智力流动的全面发生和展开是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方式的成形和发展，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的成形与发展。它呼唤人的能动参与，而这种能动性不单单是政府或者官方的，也应该包括共享和促进国家现代化的所有人。

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社会流动不仅仅是个人身份或地理位置的变化，而且包括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人在流动中观念的相应变化。并且，每个人除了自己固有的和可归属的角色外，还将承担大量其他角色。这种开放和变动的角色将使个人有可能归属于更广阔的跨地域的、同时可能也是变化不定的共同体。人们从传统的政治文化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强调不断扩大个人与制度的自由和活动的领域。社会成员将自主参与社会政治秩序及其制度的构建，强调社会所有成员自主接近这些秩序及其中心。通过社会流动的充分展现，农民不再是缺乏思想和缺少制度保护的人，他们的利益应该由自己来思考和表达。农村也不再是简单的社会边缘，而是与城市平等的存在。这时候，农村和城市，不再是城市是中心、农村是边缘的单一关系，而是形成了不同层面上不同的中心－边缘互换关系。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都是居民身份，城乡人口不再是身份和等级差别的另类表达。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也将更为公开，社会的边缘和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潜在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中心渗透边缘、边缘冲击中心的强大趋势会进一步模糊中心和边缘间的差别。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将不复存在。城乡之间，在建构集体和集体认同边界上将出现新的变化。职业和地域一样成为集体建构的基础和身份认同的基础。

当然，农村要摆脱对城市中心的简单依赖需要四个条件。首先，农村要能够为自己提供必需的短缺资源。这种资源包括各种经济资源，以及权力和信息等资源，或者通过向城市提供城市所必需的短缺资源来换取自己所需资源，从而使城乡保持平等合理的交换关系。其次，形成多元的资源获取渠道和方式，使城市和农村成为分化的而不是整体的关系，从而使资源获取有可替代性的渠道和方式。第三，形成“迫使”对方提供资源的能力。我国原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相互交换的资源，但城市凭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单方面在各种资源上控制甚至剥夺农村的资源，比如在经济上利用价格剪刀差，在政治上采取城市中心主义，在文化和信息方面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甚至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也具有城市向农村掠夺的潜在意涵。只有改变城乡的不平等关系，增强农村在资源获得和交换中的能力，才能实现城乡平等。第四，降低自身要求来摆脱依赖。通过所谓的知足常乐式自我安慰可以帮助获得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平衡并由此弱化依赖关系。

毋庸置疑，二元社会的存在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市场半径的扩展和市场深度的拓展。加上原有城市分割体制（如户籍制度等）使城乡之间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流动障碍重重，进而阻碍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在各地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中出现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新型社区，有人称之为边缘社区。然而，长期以来，学者和主流社会对农民的参与意识误解了，认为他们不想参与，其实是社会提供的参与途径和条件不充分、不安全。农村中的诚信、和为贵、礼尚往来犹如农村社会的润滑剂，给社会成员提供公认有效的沟通交往规范，减少了摩擦，缓解了冲突；但农民也显得缺乏社会责任感，农村中“搭便车”行为比较盛行，这些充满着价值和行为矛盾的处世之道，是农民生存所需要的一种无奈的圆滑。由于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群体结构就是这些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义务，这也是群体内聚力的基础[45]。

判断我国城乡是否走出中心－边缘关系的一个观察角度就是公民社会的形成。戈登·怀特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中介性社会领域，这一领域由通过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46]。对农民而言，他们经历了臣民化小农到政治化小农的转变，现在需要实现社会化小农的转变，通过各种形态的社会流动使传统农民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