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回流：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互动

利益关系的觉察或者利益格局的变化、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的变动是影响智力流动的两个主要因素。在实施流动前，智力主体往往都要进行一番利益权衡，只有当他认为流动的收益大于不流动时，才有可能做出流动的决定。就智力回流这一问题而言，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对智力流动没有明显阻碍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潜在的智力回流主体都会知道，留在城市的生存成本大大高于在农村的生活成本，这种成本的比较会构成智力回流的一种拉力；回到农村的收益低于在城市的收益则构成智力流动的主要推力，或者说，在城市的收益比较优势构成了智力回流的主要阻力。农村智力最终能否回流农村，主要在于拉力能否超过推力（或者阻力）。下面具体讨论农村智力回流的“推拉力”。

1.智力回流的“推拉力”分析

中国农村智力回流的“推拉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农村本身的拉力，即农村、农业发展的需要，家乡环境带来的心理归属感、认同感，家乡制度的吸引；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力量产生的推力，其中城市的挤压和政府行为中对农民的某些消极性影响，会驱动农村智力回流。

第一，农村、农业发展的需要拉动农村智力回流。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农民，需要众多教育人才、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根据供需原理，只要有市场需求，就会拉动市场出现相应的产品，智力这一可以商品化的生产力要素也不例外。目前，尽管中国农村人力资源总量严重过剩，但智力资源特别是农业技术人才的缺口呈现放大趋势。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他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劳动力的17.26％，比农业部门高出23倍。现在中国每7000亩土地只配有1名农业技术人员，每7000头牲畜只配有1名兽医人员，每万亩森林仅配有0.53个林业专业技术人员。中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到万分之四十。另外，中国农村广阔的市场、巨大的商机、丰富的自然资源所蕴含的发展优势条件、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带来的发展可能等因素对智力回流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见，随着农村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与之相伴随的智力回流也将持续增加。

第二，对家乡的心理归属感、认同感拉动农村智力回流。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的“叶落归根”式观念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更是深厚历史文化赓续的重要心理力量。春节期间不可遏制的回流“民工潮”，就是实现心理归属渴望的有力证明。我国传统节日逐步纳入法定节假日[36]，这是满足人们依归传统的心理需要与日常行为需要而做出的重要政策性调整。可以肯定，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化的国度，要真正了解它，就要了解中国农村；要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就要从历史文化着手，而乡土情结就是对这种文化最重要的诠释或者最重要的诠释之一。只要农村还有流出劳动力扎根的土壤，回流的“民工潮”就会持续，智力回流也往往带有这方面的情结。当然，农村智力流动中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的合理平衡也与农村自身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有关，但农村独特的自然生活环境总是吸引智力回流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心理含义的重要因素。

第三，城市挤压对农村智力回流产生推动作用。城市尽管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比农村占有优势，但对具体个人而言，城市优势要转化成个人收益和幸福感或者对幸福的积极预期才有意义。如果城市优势长时间不能在个体身上体现出来，甚至成本收益发生逆转性变化，这必然造成出身于农村的个体产生强烈的回流倾向。就中国人力资源总体形势来说，大中专毕业生所占的比例偏低，2000年，在中国25岁至64岁的人口中，每100个人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数不足5名，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7年，仅相当于美国100年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大学生毛入学率到2012年达到了接近30％的水平（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9％，毛入学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农村大学生的毛入学率还只有大约10％。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农村的智力资源还非常缺乏，但由于受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限制、国家用工制度的制约、大学生就业观念陈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来自农村的智力资源一时难以回流农村，但在城市下岗职工增多的挤压、受就业观念改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城市中相对过剩的智力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被推动而回流农村。

第四，政府行为的转向产生农村智力回流的推拉力。一方面，政府认识到农村现实智力资源严重不足给中国农村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近几年来，政府部门陆续采取了“三下乡”、“科技扶贫”、“农村志愿者服务”、“大学生村官”等多种方法推动高层次智力下乡。政府在政策、制度层面的积极变化是农村智力回流的一种制度性拉力。另一方面，政府还积极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进程。当前，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多，城市就业形势严峻，2003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从去年的65％降为50％，212万名毕业生中有100万名左右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到2016年，各种类型的大学毕业生总数已经超过600万，未充分就业的大学生存量和增量都比较大，这给大学生回流农村提供了智力蓄水池[37]。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农业科技人员日益走向市场，城乡尤其是乡村在交通、通信等方面日益便捷，许多地方正在积极进行户籍等制度改革，这些因素为农村引进智力提供了难得机遇。

2.智力回流的阻力分析(https://www.xing528.com)

由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较大，城市之间、农村之间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再加上文化、环境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智力向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总体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人往高处走”的个人愿望，这些因素也容易成为农村智力回流的阻力。具体而言，阻碍农村智力回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城市优势圈和农村劣势圈。在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影响智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智力流动最初倾向于从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地方向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地方流动。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农村同城市的经济差别逐步拉大的现象，城市对农村的智力吸引越来越明显，而大部分农村地区对智力主体的有效吸引力一度呈现下降趋势。1998年至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的2.52倍、2.66倍和2.79倍，如果按货币收入比较，再考虑城镇居民事实上存在的“隐性收入”因素，则城乡收入比至少在5∶1[38]（即使到目前，城乡收入差别也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转）。再加上文化差别、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方面的差异、劳动条件的差异、城乡户籍制度的人为分割等因素，导致跳出“农门”的大中专学生大都不愿回乡。调查数据表明，学历高低与外出数量成正相关，即高学历者更趋向于到城镇就业[39]。

第二，许多农村地区缺乏引进智力的必要拉力。从理论上讲或者发展的需要来看，比城市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应该更急需人才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智力性因素在农村发展中应该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许多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由于吸纳人才的岗位有限，反而常常因人满为患，而不但无法吸纳新的就业者，而且使地方财政成为不堪重负的吃饭财政。这种尴尬局面常常导致这些农村地区陷入在理论上和长远发展需要上对智力回流存在绝对需求，但在可操作的现实生活中又存在相对地难于有岗位来聘用人才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无法真正呈现出吸引智力回流的积极性。另外，由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村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它直接导致农村吸纳新技术、创新技术的内在驱动力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农村对智力回流的吸引力和吸纳力。

第三，智力成长的适宜环境尚在生成过程中。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认为，“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缺一不可，有效管理、合理使用都是对人才的积极开发利用。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在人才开发、使用、管理方面都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农村智力回流大多数还是自主性回流，政府部门在主动提供就业岗位，对他们实施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换句话说，农村还缺乏竞争公平、流动有序的人才市场环境。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这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上的落伍，会对农村智力回流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四，城市的挤压力量还不足以转化成农村智力回流的强大推力。城乡比较利益的差异是智力流动的一种比较明显的诱发力量。城市的挤压是推动农村智力回流的一个重要外力，但被城市挤压回流的智力大都处于较低层次，因为一般而言，高素质人员社会生存能力总体上较强，在城市优质岗位竞争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城市的挤压推力驱动他们流向农村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这部分智力向农村回流主要依靠政府行为，但政府行为常常存在着临时性、主观性、非连续性等不足，要靠城市的生存性挤压和政策性拉动而实现持续有效的高层次智力回流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存在较大困难[40]。

除此之外，农村智力回流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累积过程，尽管智力输出与智力回流之间的转换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对于农村的地方主管干部来说，吸引不吸引智力回流对其个人职业成长和成功没有明显积极影响，甚至还潜存负面影响（引进的人才容易成为他们地位维护或提升的竞争对手）。因此，农村的基层领导，在吸引智力回流时，难以避免短期行为，或是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形式主义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