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流动：推动社会进步

农村智力流动是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常常会伴随发生的普遍社会现象，也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过程。流量、流速与流向都合理的农村智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促进社会公平或平等的作用，即使以流失性为显著特征的农村智力流动，如果流失速度和规模能够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也不会仅仅放大农村智力剥夺的消极影响，仍然有可能给农村发展和进步带来积极影响。

1.农村智力流动过程中的抗拒与变迁将催生新的社会关系

农村人口在智力流动过程中实际上也在发生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并引起社会秩序与权威的变化，乃至社会精英的偏向变化。尽管农村智力流动过程会伴随抗拒与变迁，但抗拒与变迁过程也是寻求平等与自由、正义与自主、团结与认同的过程。农村智力流动过程中，会出现中心对边缘的引领和边缘向中心的渗透这样的双向过程，并可能导致中心和边缘格局的变化，进而可能形成新的中心与边缘以及产生中心与边缘的新型关系[26]。

农村智力流动客观上会使农村社区的居民接近和走进现代文明，享受到和城市中相仿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也促使城市中人与人的交往更为广泛、眼界更为拓展、生活更为自主、流动更为自由、个性潜力发挥空间更为广阔。这种力量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产生同构性影响，将使农村人格类型在变革中转向都市人格类型，并促使城市居民的角色行为、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趋于现代整合，在城乡二元冲突的消解中走出边际性怪圈，走进新的文明境界。

与此同时，农村智力流动会产生社会与国家的新关系。通过农村智力流动，人们日益参与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当中。一方面，原有的基于城乡关系而形成的不平等等级关系开始在边界上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农村智力流动又逐步沉淀出新的城乡边界以及城市内和农村内的新边界并逐步形成边界清晰的新阶层。在这种智力流动过程中，以前相对固定的、相当僵硬、单调同一的有关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式的概念开始弱化，原有的家庭、共同体的边界容易遭到侵蚀，原有的空间和社会组织也变得日益弱化。人们具有的五花八门的角色和角色关系导致人们容易被嵌入到越来越多的持续变化的人群或群体中。(www.xing528.com)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智力流动既是社会合作和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也容易诱发出与权力和特权等力量相关联的社会冲突。农村智力流动因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对立性力量间的此消彼长而产生，也因权力、特权和财富等因素的影响而扭曲变形。首先，农村智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往往是权力和特权作用下的结果，既得利益阶层只是把农村智力流动作为精英筛选的一种点缀性手段或者社会替代的方式而已，除了竞争性的智力流动外，往往还充斥着许多旨在保护既得利益者们自身利益的赞助性流动，从而造成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不公平以及腐败现象；其次，农村智力流动需要合理的竞争，但竞争规则的缺失或有失公平以及竞争过度都可能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滋生新的问题；其三，农村智力流动的机会和流动能力的形成，因为无法摒弃财富、权力等个人能力素质以外因素的渗透，也可能使汰劣效应异化为逆向淘汰；其四，农村智力流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必然造成城乡之内和城乡之间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过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同样可能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农村智力流动将导致对人的发展问题更深刻的认识

在农村智力流动过程中，农民自身的流动支撑力量实际上在发生变化，不同个体实现社会流动所受到的推拉力量并非完全一致；与此同时，农村自身也因智力流动而出现利益群体、职业群体的不断分化，从而使农村在结构上更加复杂。从长远看，在农村智力流动不断演进过程中，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日益显得更加重要，只有提高人口质量才能更好地实现合理有序和有效的农村社会流动，这种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这给高等教育提供了潜在发力空间。也许，奈斯比特所号召的“我们必须向未来学习，正如从前我们向过去学习一样”[27]，将成为真实的预言。可以肯定，农村智力流动与人的发展问题将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统一，社会发展就是为一切人的发展提供可能会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28]。人们对自我存在和发展价值的认识将更为理性。发展是为了一切人的发展，是大家共有和共享的发展，这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轴心。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充分认识和理解人是社会进步的终极关怀；农村智力流动要与现代人格的养成和人的尊严意识的提高相辅相成。这样，农村智力流动的积极推进在实现人的个性和人的社会性有机整合、协调发展过程中，既要求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又要求不断强化人的社会责任感，将人的个性取向和社会整体利益融为一体，使现代人的生存价值体现为自我实现取向和参与奉献取向的高度统一。

可以肯定地说，在一种流动、开放的阶级阶层结构（我们这里的阶级阶层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阶级阶层，是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等来区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阶层）下，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成员争取个人社会地位晋升的志向容易取代阶级意识和阶层团结，中下层阶层通过群体性、组织性的斗争来改变自身地位和整个分层结构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我国在唐朝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教育引起的智力流动可以充当缓解社会冲突压力的减压阀。古人对唐朝开科选士的社会控制功能作过十分简洁的评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9]。自隋唐始，教育促进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作用得到了明显强化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作用，以致人们对此作了精辟总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虽然以上认识都主要着眼于教育的工具性功能，对教育的享用性和发展性功能认识明显不足，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构架中，人们能够认识到教育对人的提升作用已属不易，尤其是它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教育选纳精英的制度，使我国在制度文明上也曾居于世界前列。笔者认为，这种贡献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