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行政权威借助政权力量和经济支配力量得以全面确立：行政区划代替了家族村落，与家族文化有关联的有形物被广泛清除（比如宗祠、族田、族学等），家族权威丧失了赖以支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现代司法规范和程序代替了家族规范和传统村规民约，家族规范和村规民约失去了运行所需要的物理条件和制度保障；与此同时，类似传统社会中的士绅阶层消失了[22]。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乡村原有政治能人的地位开始弱化，新生经济能人在生存和交往中的地位逐步得到强化，农村中逐步形成了以经济能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圈子和以新职业（这里的新职业，主要指非农职业）为平台的交往圈子。
高等教育对农村智力流动的现实作用点越来越表现为教育对农村个体和家庭在经济地位提升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上。尽管跨越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壁垒的作用仍然被重视，但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动力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转变。因为教育经济回报相对滞后的问题更容易导致农村家庭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认识偏差，进而导致接受高层次教育的动力不足，这可能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来自农村本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斯科特作了比较好的解释：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农民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遭遇，同他们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暗中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而做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23]。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生存伦理：生存而不是发展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组成了农民的生存逻辑；或者说，在严酷而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农民实在无暇顾及发展或利益最大化。所以，代价最小，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经济、最理性的行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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