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运行和交往造成乡土性质的变化和乡土结构的变化，乡土社会不再是“捆绑在土地上的社会”[20]，但乡土社会的特性仍然存在，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呈现出新的活力并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产生影响。在政治方面，基层政权的动员力量呈现弱化趋势，乡土社会的影响清晰可见。生活在农村的人们由于相互地位的接近而产生相容性，乡村人之间交往或交往中的情感联系仍然十分明显，交往中带有明显的熟人社会特性。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民群体中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日益职业化（这里的职业化主要是指非农职业化），人们在经济活动和日常交往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性有所降低，交往时间和空间减少，交往对象出现由地缘向业缘关系转向。邻里交往关系主要依靠节日喜庆等活动的参与来保持“人情”关系，或者依靠工作之余的文娱活动和具有共同兴趣的活动来形成亲疏远近不同的人情关系或交往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乡邻之间的交往关系由单纯的邻里间的社会心理地理连续体关系转变为邻里心理地理关系和职业交往关系并存的新格局，邻里和同事之中具有共同爱好和兴趣的人们往往具有更高交往频次。而交往形式和交往频次差异又带来不同交往关系，使原来邻里之间的心理地理连续体关系弱化甚至重组。上述诸多因素共同促使乡土社会一步步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化。这种新的邻里关系，造成了乡邻间在价值和行为方面的共享变得困难，对乡村大学生的产出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如笔者在2003年和2007年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镇的桂花组[21]，在出现大量显著的伴随性社会流动后，该组仍然在乡下生活的青少年在好几年时间内没有一个考上高中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适龄人口大大减少，二是随着高等教育引发的流动和伴随性流动大量出现，该组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组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空壳化趋势。(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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