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智力流动挑战与应答

资本这个概念已经包含了多重意义，它可以指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一种资本或者资本组合。但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资本，它的社会价值或流通价值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游戏及其规则，或者说，它取决于某种使资本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某种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这样，特定资本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资本使其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或影响，从而使资本成为实实在在的力量。因此，每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历史形象和特定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这些历史形象和特定幻象并凝固出特定利益。对于参与游戏的每一个体来说，这一特定利益不言而喻。然而，由于不同个体（或群体）在游戏中占据的位置不同（支配与被支配、正统与异端）以及获得这一位置的轨迹不同，所以他们的利益常常千差万别。但只要制度的社会“巫术”运用得当，还是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建构成一种利益，而且的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利益。也就是说，将它们建构成一种投入，在客观上可以由某种特定的“经济”给予回报。

从理论上说，公共教育是促进社会向上流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它像筛子一样，允许某些人获得较高级别的教育，进而获得从事高收入工作的更多机会，而另一些人则被它筛掉。被筛掉的人，因为教育水平较低或者很低，一般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不仅如此，并且由于孩子容易继承父母不同的教育价值观，从而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最终会选择积极学习或者退出教育领域，进而产生不同的代际影响。

高考成功者和落第者，其充当的社会角色就好像在舞会中的不同人。那些站在舞场边的单身汉和舞场上没有人邀请的孤芳自赏的少女实际上都是局外人。落第者的境遇和舞场上的局外人实际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是开放市场取代封闭市场这一过程中的牺牲品。高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会造成人们命运的差异，它在制造成功者的同时实际上也难以避免地生产失败者。只是当高考制度产生正向激励的效果超过人们的沮丧感时，它的积极作用才是主要的，尤其是当没有找到一种更加合理的可以取代高考的新制度时，高考肯定是一种比较好的社会筛选制度。

农村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但传统农业和农村自身无法对知识或者教育及时有效地吸纳，接受较多教育的经历常常会使农村年青一代感到不安。因为农业技术推广和技术信息服务尚不够[15]，如沼气技术、烟草生产技术、西瓜种植技术等诸多与农业和农村相关联的技术覆盖的面比较小，农村普通教育中具有农业技术取向的部分也难以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派上用场。在现实性上，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重要目标在于让孩子有离开农村的能力或潜力。这意味着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的贡献主要局限于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这种格局对农村自身发展也未必有利。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农村发展的历程。(www.xing528.com)

在美国发展历程中，农业部与赠地学院的合作导致了两个重要农业机构的创设：州技术推广服务局和州农业试验站。1862年的《赠地法案》[16]以及以后的一系列修正法案，使联邦政府实施财政投入来支持大学进行“农业和机械技术教学”。起初，由于赠地学院的教授感到自己非常缺乏农业实际知识，这促使他们从事园艺、动物饲料、农艺学等领域的研究。后来在大多数州设立了农业试验站；1900年后，州技术推广服务局成立，作为赠地学院的另一附设机构。1914年，史密斯－利弗法通过，它明确规定由联邦政府给各州拨款用于技术推广工作，各州的技术推广工作者都是州赠地机构的在编人员。

农业试验站和技术推广合作社以及职业农业和家务署等机构都在为农业技术推广和培养新式农民做准备。当然，美国的这类实践也没有实现全面培养服务农业的新生代农民，实际上只有10％的涉农专业的学生最终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比以前大大减少。可以预见，我国现代农业的未来发展应该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专门为了农业技术推广和新式农民培养的大学对农村的服务还很不够，尤其是在农业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方面做得很不够。没有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以及人才的支持，提高农村和农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吸附力并促进农村自身发展的目标就不容易较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