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境遇变化对文化教育期待的影响

在通常意义上讲，在学校受教育会使个体受益，也就是说，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容易得到更高地位的工作，因而也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回报。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上大学的年数比上中学的年数更有价值，尤其如果一个人待在大学的时间长到足以使他得到一个学位的话，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要比高中毕业生高出将近50％[26]。

1.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形象鼓励了农村人学习文化的热情

高考恢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农村人读书获得直接的收益就是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乃至改变自己的职业和下一代生存和发展的机会[27]。正是在这样社会背景下，如果读书不成功，对一个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育经历是没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能只有消极影响。尽管处于当时那种生存状态的人，这种认识很不明确甚至相当模糊，但随着农村受教育的人数大增，这种意识逐步在很多家庭、在很多个体身上出现并且生根。客观说，这一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工作的报酬只能鼓励最低限度的、敷衍了事的努力。社会生产效率总体上比较低，排队购买供给不足的商品甚至劣质品是生活的一种常态。

高考恢复后的一段时期，由于脑体差别真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消灭，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工资仅比非技术工人高出5％[28]。正因为如此，城市里大量有才能的年轻人觉得不值得为继续读书而付出努力。当然，城里人这种消极行为的积极后果是农村人口获得了更多接受大中专教育的机会，大量研究材料证实了这一点。1992年，硕士生、博士生出身农村家庭的占49.4％，出身工人家庭的占12％，出身干部与知识分子家庭的占36.6％。并且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出生在工人和农村家庭的比率越大，博士生出身农村家庭的占60％，出身工人家庭的占14％，而出身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只占20％[29]。

无论是脑体倒挂还是读书回报低，人们一旦形成了这种认识，这种认识就会像幽灵一样悄然改变人们对读书意义和价值的确认，甚至在现实社会中引发读书无用论的不同变种。但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最初10年，人们的这种认识会被一部分人的成功所掩盖。毕竟，在乡村缺乏制度化社会流动机制的有力支持时，高考确实是一条虽然充满荆棘但同样充满诱惑的“康庄”大道。高考成功者，在这种社会期待中，自然成为了大家梦想实现的替身，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创造着乡村社会所需要的现实传奇。

他们作为乡村中文化能人的现实样本，为出身在乡间的地位低微者，成功开辟了一条看似光明的通天大道。他们给乡村人树立了现实榜样，并给人们一种信念：只要努力，就有可能获得成功。智慧和努力是走向上流社会的敲门砖。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现实，那些早期圆梦者的故事，在这样一个相互熟悉的乡村社会中，每当高考前后的几个月，都会被人们当作传奇一样的到处讲述。人们在讲述中表达和分享着快乐，仿佛这些成功、这些快乐就是他们自己的。

2.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农村人接受教育成为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www.xing528.com)

当上大学和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在数量上有了巨大增长时，某些更大范围的社会后果必然伴随而来。这些社会后果有的可能是教育政策制定者预料之中但不是每个学生个体能预见的。某些大范围、长时段的社会后果容易损害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达到他们目标的欲望并阻碍他们获得相应能力的种种努力。如人们看到的，随着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大学学位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可能降低：取得大学学位不再像早先那样具有很高声誉，也不再确保能够获得有声誉的、好的收入和稳定上升的职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决定通过上大学改进他们的生活境遇，实际上得到恰恰相反的后果，即作为通向上等生活的途径被破坏了[30]。

在这种背景下，家长既可能为了减少孩子失败的风险而支付教育费用，也可能为了孩子进入合适的劳动力市场而进行教育选择，公共选择、教育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31]。而柯林斯在《文凭社会》（The Credential Society）一书里引用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32]。

从理论上说，当一个社会提供的教育扩大、精英选拔占据支配性地位时，个体出身和他们最终职业间的关系会稳步地趋向减弱，社会容易呈现出更多开放性。并且精英会演化成为一种利益群体，在社会事务中将成为更加重要的力量，高等教育（或教育年限的增长）与经济社会回报之间的正相关情况就会更加明朗。

然而事实上，至少在目前，越年轻的人，教育越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向上流动的机会。这在非教育直接引发社会流动的人群中已经得到了某些证实。农村中的那些年老而没有目前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或某项专门技能的人，都难以成为经济能人，教育的缺失影响了他们的成功。但笔者从调查中获得的证据尚不能推广到高等教育层次，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尚未达到西方学者得出上面的研究结论所需要的发展程度。在我的调查范围内，高等教育接受者无一例外地实现了社会流动，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尽管他们流动后的生活状态也许并非都那么尽如人意（但笔者调查乡镇出身的、大众化实施前的高等教育接受者，则鲜有反例），但还是远远高于农村中未能实现社会流动的人群的平均水平。这可以从流动自由度、经济水平、生活方式乃至交往圈子等方面呈现出的优越性来得到验证。

与此同时，大学生在实际就业过程中，既要受到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等的复合影响，又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波动性和公共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造成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在实际就业过程中的机遇和状况千差万别。

具体而言，从经济学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首先，高等教育抑制效应产生选择性失业。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展，高等教育接受者与未接受者间的收入差距会缩小（通俗说，就是大学生收入民工化）。它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第一条途径是竞争效应。不同教育层次劳动者的相对工资收入是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况决定的。因高等教育接受者在其择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他们的相对工资收入就会下降，他们与较少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缩小。另一条途径就是渗漏效应，即有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渗漏下来干那些无须接受高等教育就能胜任的工作[3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非竞争集团的存在抑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二是好职业的相对稀缺性造成了高级岗位根本无法完全吸纳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接受者，那些没有被吸纳的高等教育接受者只能被渗漏下来。其次，高等教育扩张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造成社会对大学生的吸纳力增速低于大学生的增长速度，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吸纳间的不匹配现象加剧，造成大学生供应相对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