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能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权融通的可能纽结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血缘联系和亲属关系构成解释人们行为的重要变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权力开始下沉而成为社会最强大的支配力量；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经济因素构成了新的独立变量。本人通过研究发现，在衡量社会流动状况的诸多指标中，经济指标越来越具有可观察性。

1.家庭作用的变化使乡村能人有了走出传统的可能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这种重要的传统力量，由于其本身在发生重大变化，其功能也会出现变化或转移。它原来具有的生产、保护、教育、娱乐以及信仰维持等功能已经或者部分地转移到其他制度和组织中，现代家庭成员亲密相处的时间大大减少，家庭成员的利益关系和地位格局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由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父亲和（或）丈夫的权威被大大削弱，工作妇女要求地位的声音日益强烈，她们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其次，老年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明显降低，而缺钱、身体不好、孤独和对前景的忧虑成为老年人普遍担心的四个主要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孩子成为家庭的关注核心。在改革开放前，一个家庭（包括城市）有3个左右的孩子是比较常见的，但现在城市里面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就比较罕见，农村家庭有两个孩子的大约占一半。这一方面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另一个方面则由于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快速上升产生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孩子太多对家庭经济的负面影响降低了农村家庭的生育愿望。而在农村，大量老年人的存在，则必然对农村智力流动和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在发展目标选择上，大家庭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呈现下降趋势，追求家庭成员个人或小家庭自我发展的欲望大大超过对原有家庭的依附，传统社会中的家庭主义遭受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这种格局，有力地卸除了原有家庭对青年人社会流动的束缚，这是年轻人能够大规模流动的社会心理动因。此外，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家庭的非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农业收入（尤其是粮食种植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家庭原有产业的不经济导致其所需长期性劳动力呈现急剧减少趋势，这也为青壮年人口寻找有更好经济回报的工作提供了契机甚至压力。

2.乡村能人的存在激发了人们走出传统的愿望

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首先是努力维持他们拥有的或者能够得到的有价值资源。只有当现有的有价值资源得到保证时，行动者才会有足够的实力去寻找和获得另外的有价值资源。但从总体上说，乡村社会中的大多人是没有关系或者人缘不够的，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架构中，大多数农村人注定容易成为边缘人，因为农民是各种资本最为缺乏的一个群体。但在农村，因为传统力量在这里生根，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抗拒，乡土社会凝结的地缘和亲缘关系乃至业缘关系，会加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有可能强化其心理地理连续体关系。即使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他们也会努力把这种关系用自己的方式移植过去，形成嵌入性和伴随性社会流动，以此实现自我保护，对抗其他的制度性侵蚀，甚至由此形成一种力量[18]。(www.xing528.com)

乡村能人对乡村成员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心理地理连续体关系。它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强化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保障家庭成员基本生产和生活，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功能，特别是养老保障和健康保障功能；二是在家庭无法履行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条件下，通过扩大的家庭组织——宗族或者宗教组织，为遇到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性救助；三是在整个乡村共同体遭遇重大灾难无法自救时，乡村精英人物充当村民与国家的中介，成为向国家或地方政府争取获得各种社会性资源的重要角色。

乡土中国中，乡村能人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政治的需要，一个是资源、机会和利益的影响。乡村能人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农村中的技术组织和专业化组织已经处于从自发向自觉转变的阶段。乡村中的许多行业协会，如木匠协会或泥工大会之类的组织都是在行业佼佼者引领下形成的，尽管它们没有上升到制度化认可程度，还不能像美国的技术推广合作社和美国未来农场主组织那样，不断为农业职业输送新的职业成员，并为自身利益向国家提出磋商的要求，但这种组织孕育着这种胚芽。

尽管农民的公共形象总体上仍然是粗鲁的，但乡村能人在各行各业的大量出现，必然会产生农村新的整合方式。如果国家加以合理引导，有可能全面孕育出专门化或专业性的组织力量。可以肯定，现有乡村能人不但在乡村经济事务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而且也在政治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中成为重要他人。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其社会能量，形成相应的农村社会组织，将有利于农村的现代转化。也许，这类组织将会像美国的格兰其、全国农场主组织、农场局和农民联合会等农民组织那样，作为农民压力集团，在有关立法、教育和经济服务方面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