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能人回流：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互动

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乡土文化的重要概念，人缘、人情和人伦[15]是解读中国人交往的重要工具。人情表达的是义务和信任，这种关系越强，办事的成功率越高。然而，与过去相比，乡村人之间的联系在大大减少，邻里进行面对面交往的草根群体被新兴的、想代表小部分人利益的群体（最典型的是乡村能人）至少部分地取代。乡村能人何以成为农村和乡村上升性流动的现实样本，需要从三个层面来探讨：一个是角色层面，一个是组织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

乡村能人扮演着乡村社会中间层的角色。类似中国古代社会乡村士绅的角色，乡村能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中间层。从角色层面看，乡村能人或乡村名人是乡村精英的真实存在形式，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历程书写了乡村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传奇，他们是乡村中的风云人物。在同乡眼里，他们高大又真实。他们既成功实现了乡村人出人头地的愿望，又成为乡村对外推销的人物品牌，实际上也就重塑了乡村的光荣。从组织层次看，乡村能人，往往借助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或）文化资源来获得或保持其能人地位。在政治权力全面下沉的制度框架内，乡村中的政治人物一度成为乡村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知名度和美誉度方面都比较统一，尽管还有一些乡村名人，如政治运动中的各种“运动员”，他们也是“名人”，但不是人们认同和效仿的能人。高考制度恢复后，文化能人开始崛起而成为乡村中耀眼的名人，但这种名人具有示范性而不具有普遍的接近性，因为他们已经跨越了城乡壁垒，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乡下人；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推进，在经济大潮中致富的部分乡村人成为了人们仿效的榜样，尽管他们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的经济能量使他们在乡村事务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些经济能人逐步相互吸引而成为联系更为密切的人群，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当地的公众人物。从制度层面看，乡村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制度更迭的产物，是制度变迁中的宠儿。但不管怎样，政治能人、文化能人还是经济能人实际上都与社会制度调整息息相关。

乡村能人是乡下人走向成功的现实样板。乡村能人具有明显的引导功能：乡村能人的存在，一是可以转移人们的不满情绪，二是可以提高人们的抱负水平。乡村能人大量涌现会使农村社会具有更多政治、经济和文化能量，这种能量的集聚对提高农村对外的影响力，甚至拓通与高层的对话渠道成为可能。我在调查中发现的魏政协，尽管他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由于他在经济上曾经有过的成功，使他栖身于当地政治人物行列。这种特殊身份的获得就是因为他曾经是远近知名的经济能人，进而变成了政治能人。

在我所调查的区域，实际上由经济能人走向政治能人的例证有很多。当时担任村支书一职的干部中，至少有3位是经济能人出身。在全国范围内，出身基层的政治能人中，很多有经济能人的基础。这是因为，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以来，正式的政治组织在基层出现功能弱化，使人们对先赋身份关系的依赖明显增强，并导致这些关系的重建及其功能的释放。另一方面，乡村能人不是政治力量直接推动的产物，而是在乡土社会中自发成长起来的，因而更具有接近性和仿效性。加上传统的亲缘关系在近代的改革中经历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力量和自身变异的过程后[16]，乡村能人的社会动员力量就显得更加强大。(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社会流动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后，由于流动者脱离了行政力量的束缚与保护，他们必须学会独立地面对外来力量，并逐步主动地建立并利用普遍主义（也就是超出了圈内人或者熟人之间的交往准则）的“弱关系”。法律等规范性要素由此也开始全面进入乡村社会结构，并在社会关系的调节、维系中发挥作用，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和行为呈现逐步增强趋势。比如“文字契约”开始在乡村关系的维系中发挥作用（如发生在邻里间数额较大的借钱等经济性往来普遍需要写借条并约定支付利息）。有必要指出的是，随着乡村结构的多元化演变，乡村社会关系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年轻人不再眷恋土地，他们更加渴望对外界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了以血缘、地缘特别是业缘为基础的层层相叠、环环相交的人际关系网[17]。

但不管怎样，乡村的信任结构仍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的发育仍显不足，制度信任尚未真正建立，人们的社会信任感有所下降，社会合作和信任程度也在下降（比如杀熟、杀生在经济交往中比较常见，甚至在社会交往中也出现）。因此，乡村能人在这一特殊阶段就具有特殊意义。他们既是乡村可观可感的现实样本，具有可接近性和可信任性；也能够增强自我能量，从而避免在信任度不够的社会中成为被欺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