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与政府努力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比如改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行动相伴随，农民身份和地位的改变在加速，制度性歧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各种非制度性的社会歧视在各种政策性控制、舆论批判和研究引导下逐步淡化。这些将有利于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的转向以及农村人口对新身份的积极认同。其次，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向的良性推拉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协调发展已经逐步深入人心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城市的诱惑和农村自身对出路的追寻分别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外在拉动力和内在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其升级、农村自身发展以及对劳动力的自我吸纳水平和层次的提升都需要引起重视。因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如果简单地转入城市容易导致城市人口机械增长而诱发城市病，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人口压力），我们也要尽量避免重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的覆辙。因此，在引导和推动农村社会流动及其向智力流动转向的过程中，如何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缓解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发展压力，真正实现我国农村社会流动或智力流动与社会现代化间的良性互动，意义十分重大。其三，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流动良性运行以及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向的保障性措施。城乡平等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劳动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淡化城乡壁垒，促进农村的稳定和繁荣，促进城乡之间双向社会流动，并有利于农村智力资源的开发和富集。其四，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提高农村自身的服务能力以及对知识和人才的吸纳能力。农业科技投入和农村制度创新，比如土地合理流转、农民技能培训等等，都将有利于使农村成为一个与城市相媲美的工作和生活场所。
我们不能否认，各类成功实现社会流动的乡村能人，他们作为乡村精英，是书写和续写乡村社会传奇的现实样本，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作为一种参照群体，他们具有乡村人学习的可接近性。他们的成功，更容易引起邻里和乡亲的仿效，也容易得到仿效。正如孙立平的研究所得出的，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比如，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社会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资源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分配的[14]。乡村能人，与广大农民具有文化上的同根性、生活上的相似性，发展道路的可接近性和可模仿性。乡村能人的成功表达了农村人对成长成才的积极诉求，容易促发其他人产生敬仰并仿效。(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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