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与社会资本集结：挑战与应答

（一）高等教育影响地位获得

首先，高等教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潜在地位因素。许多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工作，只向接受过系统的高级专门知识与技能培训的人开放。这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2]所论及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向知识与技能开放并使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升迁机会。在现代社会中，学历不仅容易成为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也是大多数人进入职业社会最重要的依据与凭证之一，甚至是个人未来职业地位和收入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们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考大学，甚至贫困农村的农民家庭也不惜重金甚至倾其所有来支持子女上大学，说到底是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其后辈的社会地位，改变子女与家庭日后的社会声望与经济收入状况。良好的教育经历不但标志着一个人当前的知识、能力状况，也预示着将来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的潜力，还影响个人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正是教育与社会白领行业的高度相关性，在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学历社会”这样的阶段。实际上，与其说是学历社会，还不如说是高度专业化和技能化的社会更恰当，只是因为学历充当了走向社会的敲门砖，从而容易成为人们观察社会事实的符号标识，从而使“学历社会”可被用来表征一定社会的特征，并使学历社会这一概念具有较好的认同度和解释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华大地的“文凭热”，实质上就是文凭演变成潜在社会地位的一个带有中国意味的例证；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脑体倒挂和现在的知识行业缺乏符合自身特征的报酬给付机制则又说明教育其实在我国尚未成为真正的地位标准，它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分层标准。

其次，高等教育可以产生伴随性社会流动。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的社会流动，客观上不但使“大学生”本人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的升迁，并且使其后代纳入了社会的福利框架而近乎先天地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这在户籍制、身份制盛行的年代尤为明显），使其子女实现了伴随性社会流动。与此同时，在乡土社会中，曾经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一个家庭成功地培养了大学生，整个家庭的声望、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相应提高，教育的成功在乡土文化中仍然具有传统社会所谓的光耀门楣的意义。此外，高等教育成功者（这里主要指大众化以前的大学生，因为大众化后的大学生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比较复杂，但发展的总体趋势仍然相同或相似）通过文化反哺和经济反哺等活动，往往使其父母产生伴随性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既可能是地位意义的，也可能是生活空间意义的），甚至由此引发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们以这些先行流动者生活的城市为据点，大量进入城市的伴随性社会流动[3]。这种伴随性社会流动折射出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心理地理连续体关系和乡土社会特有的人情关系。

其三，高等教育引起的社会流动有利于重构权力体系，形成合理地位空间。在任何社会里，个体都可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他们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在不同社会空间[4]中，控制的范围、控制的对象和控制的技术或手段则是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后，任用干部的实际标准造成了政治制度对文凭生产的特殊作用。国外学者对此类现象也多有论述，如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就曾指出，未来社会中“成就原则战胜归属原则（归属原则指通过社会继承或分配取得个人地位）……社会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权力和知识的结合程度……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按照他的‘智商和努力程度’来决定的”[5]。新中国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程度最好用录用干部的标准来反映。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任人唯贤”的路线，即“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6]。此后在1964年，毛泽东还提出过选拔接班人的5个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必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必须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7]。这些标准没有触及技术的、业务的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要求，任用干部更多的是考查干部的出身和对事业的信念，甚至是否听话。这给凭借知识技能选拔任用人才留下巨大的可能空间。当然，这种用人观对工农出身的人走向领导岗位有积极推动作用，但也客观上造成了新中国的官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文化水准不高，官员群体对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知识分子在官员中的比例不高（到1987年，官员中大学毕业程度者也仅为13.5％），这类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并提出了干部“四化”的要求，1982年中组部提出了干部培训要点，掀起了中华大地的文凭热。随着干部文化层次的大幅度提高，文凭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尽管不是决定性的）通向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学历优先慢慢地向政治优先靠近，未来的权力将掌握在知识精英手中，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二）高等教育影响社会关系网络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而社会通常需要建立各种关系和形成各种秩序来维护其良性运行，社会良性运行需要相应社会管理方法来维持其秩序，对解决人类自身集聚秩序问题的探索导致了政治起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员集聚和资本积累（这里的资本超出了物质资本的含义）密不可分[8]。由于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护，逐渐由依靠武力演变为依赖智慧，我国古代通过教育选拔国家管理人才的文官制度造成了我国古代政治的起飞，使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制度优越地位。可以肯定，在一定政治格局下，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都需要对人某种形式的规训[9]。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其实也是一种规训，这种规训会使人融入不同社会圈子。

1.交际圈子

高等教育既是社会识别符号，又是个人获得关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手段。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从中国传统社会到当代，既是一种工作关系、心理关系或情感关系，又是一种具有资源意义的特殊社会关系。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例子来做进一步说明：在亲友关系中，吃饭次数和吃饭圈子往往反映亲友间实际的亲疏距离，能否一起吃饭或经常一起吃饭起着辨识社会交往中“我们”和“他们”的作用。所以，一起吃饭这种最日常的活动实际上隐含着解读中国社会关系的特殊线索。同样的，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尽管从外在形式上主要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一旦凝固下来就会成为一种特殊身份，由此必然会区分出圈内人和圈外人这样一对关系。在中国农村特殊乡土背景下，固有的亲情关系和地缘关系，也会以此形成圈内人与圈外人关系，这种交叉重叠的圈子关系，一起构造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https://www.xing528.com)

笔者曾对湖南中部某镇大学生产出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数据分析后发现，大学生的产出存在家族、血缘和村落集中的现象[10]，这种现象实际上说明了农村社会中，人们交往圈子的大小和交往距离的远近存在着一定内在联系，并对世代更替产生明显影响。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甚至牵引了他们的教育行为，影响他们在高等教育或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争夺中的成败。

2.通婚圈子

婚姻从本质上既是一种生物性或生理性结合，更是一种社会性结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传统话语则生动传神地概括了古代中国社会婚姻的社会二重性，阐明了个人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统一性甚至同一性。同样，在中国乡土社会语境中，婚姻不但是两个当事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家族）文化间的交流与整合。正由于婚姻的社会二重性，我们在2003年和2007年对湘中某镇的调查中发现，具有血亲和姻亲关系的人群中，成功者相对集中的现象十分明显，这说明血缘圈子可以有效地分享和扩大教育成功。成功者血缘相对集中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如说血缘和亲缘群体拥有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更有解释力，这也说明血亲圈子内存在更加积极的榜样示范性和参照意义。

3.文化圈子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切言行都要符合上流社会的准则和迎合上流人士的心理，而且要广泛交际和结交有地位的朋友。这种行为和价值的变化往往会凝结成一种文化。我们在调查中看到，有一个家庭的大门口张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德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11]。这副对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传递文化的方式，反映着传统社会所积淀的对“道德文章”方面的文化性肯定以及乡土社会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认同。在现代，高等教育能够帮助高等教育接受者获得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帮助他们进入新的交往圈子和生活圈子，甚至由此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与教育系统不是直接关联起来的，但考试制度形成了教育培养文官的制度基础，使古代中国人把“读书、应试、做官”变成三位一体的东西。而在现代政治制度中，能人政治始终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形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和识别能人是社会和政治活动难以避免的基本过程。高等教育必然使“大学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圈子中。

概而言之，高等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以智力提升或智力确证的方式曾经产生过强大的拉动作用，这与当时倡导的文化具有内在相关性；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引发智力流动的意义上似乎有明显弱化的可能，尤其是与农村社会生活的直接需求以及社会主流文化间容易产生新的距离。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部分的解释：一方面，农村获取生存资源的渠道已经不再单纯凭借成为非农人口而进入国家福利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使农民不得不考虑长时段的教育过程所无法逃避的成本行为，这一点，舒尔茨在《穷人经济学》中已经做了比较精辟的论述。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的社会含义，首先应该包含对知识的认同和尊重，也必然包含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高等教育在社会中地位越高，学校教育活动对个人社会流动影响范围越大，高等教育对社会价值引导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就越显著，高等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及其向智力流动转向所能引起的关注、预期与作用也就随之增大，与农村发展的互动也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