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关系变迁过程包含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动与微观层面的个体选择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我国大规模农村智力流动原本就是多元经济和二元社会框架等力量共同作用后所导引出来的一种特殊社会景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人为限制甚至剥夺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应当平等享有的某些基本权利，并人为地要求其承担不平等的义务。而作为现代社会的形象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中心的城市，当然也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基于政治需要，大多数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都倾向于在城市尤其是在首都发挥其政治能量；出于文化考虑，人们更倾向于将城市作为现代化成果的纪念丰碑和民族骄傲的象征；从经济角度思考，人们总乐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关联起来，从而很自然地把城市作为文明发展的象征。
在二元经济背景下，作为现代部门的城市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以及进行城乡间的贸易往来获得具有比较优势的利益。城乡间的不均衡互动给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社会流动几乎天然地埋下了发展伏笔。因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会促进城市不断扩张，并增强城市作为区域中心的聚集效应；农村智力流动会拓通城市文化、科技、物资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向周围以及腹地农村不断扩散的渠道，从而增强城市文明的辐射效应。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农村智力流动过程中，传统文化遗产迅速被削弱而让位于基本不确定的规范和价值。我们不难发现，农村孩子成长的环境、培育他们的规范都已经受到都市化力量的影响，农村熟人社会弱化甚至可能走向解体，越来越多的农民丢弃乡村而奔向城市。(www.xing528.com)
在这种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个人向上社会流动，首先在于知识技能更新大大加快，高等教育接受者能够更好地接受新事物而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同时，知识技能的收益期大大缩短，新型知识技能的收益期比传统知识技能的收益期更短，高等教育对人的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的提升比较显著。此外，高等教育是一种身份标签，高等教育可以使人获得声望，并使权力和财富的取得显得更加具有合理性。正是由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这种特殊需求，学历社会就逐步形成了。从理论的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历史上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都驱使社会（包括乡土社会）中有远见的人关注本人和自己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而从生活角度看，高等教育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扩大生活圈子和交往圈子，并更好地体验和享受生活。所以，在理想的状态下，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可以促进合理社会流动并使社会流动具有更多的智力流动意味。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对智力流动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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