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学生产出的特点：挑战与应答

认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我们越来越需要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越来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和途径。正如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说过的：“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尽管单纯分析的方法把事物分解为一个个切片来进行深入解剖可以增进人们认识事物局部的深度，但也容易把事物弄得支离破碎。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另一方面通过对部分对象的访谈来反映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国家政策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农村产出的大学生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家族、血缘集中性[43]

我们在摸底过程中发现，大学生中同宗同姓，或者具有血缘联系的人数特别多，本来想就这一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探究，但由于农村择偶半径相对狭小，血亲和姻亲关系十分复杂，我们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这项工作，在这里也就拿不出全部数据和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在调查中，我们和许多被调查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种现象。

我们首先以万江村为例来说明这一特点。据该镇当年的人口统计资料，该村人口只有863人，但该村恢复高考后一共考取大学生43人，其中15人考取重点大学。大学生产出的人倍比为20比1，这种产出比是相当高的。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该村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山村，家族村落现象相对明显。该村以王、黄等姓最多，在全村人口中约占40％，但同姓之间主要是远房的同宗，远房之间只具有近邻的意义，不具有传统家族的意义。该村的大学生主要集中在王、黄、严、谢几大姓中，并且大多出现在同姓的近亲家族中（占了全部43名大学生中的30名，占70％）；此外，在一些小姓中也同样出现大学生集中在少数家庭的现象。我们认为，大学生的这种家族集中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家族文化的相通性和共享性，反映了家族文化和文化的代际影响对教育成功的重要影响。

从大量个案中，我们明显地发现家族血缘集中的现象：该镇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即杨校长郎舅三人同时考上“大学”（当时杨的大舅子实际上考上的是中专）成为恢复高考后该镇最早的大学生（这批大学生一共有4人，其中一个是下乡知识青年，因为她缺乏乡土社会的根，我们在调查中无法找到），他们具有明显的血缘上的亲密联系；另外，多子女家庭，只要长子女是大学生，该家庭的大学生就比较多（甚至全部都是）；此外，同姓同宗中大学生也特别集中。这些现象都支持了农村中大学生血缘、家族集中的假定。当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农村家庭子女独生化趋势十分明显，这种大学生血缘家族的集中现象逐渐变得不明朗。

可以肯定地说，在自然村落中和多子女家庭中，大学生集中现象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从发现这种现象后，就一直试图寻找有关答案，并试图探讨在地缘和血缘方面亲近的人们是怎样培育和共享共同的价值观念的。我们发现，家族和姻亲除了血缘和亲缘上的纽带关系外，还有很多的仪式文化加强了相互的联系，红白喜事和重要节庆都成了维护这种关系的制度性方式，聚餐和农闲时的聚会都反映了交往中的亲疏。中国人的聚餐绝不是美国式的AA制，因为在美国社会中社会流动十分显著，社会关系带有较强的临时性，而中国式的聚餐，尤其是亲朋的相聚具有许多特殊的功能。它是判别人际亲疏和血缘距离的尺度。在乡土社会的语境中，人们常说的“可以一个锅灶吃饭”表达的是“他们是一家人”。而中国人的聚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培植“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聚餐和聚会不是一种休闲，而是一种重要的交往活动，是一种生意或者明辨“我们”的活动。从教育的角度讲，即使是亲友之间在聚餐空余时间的闲聊往往也包含着重要的教育交流，并产生重要教育性影响。子女的成功往往成为对父母的奖赏和父母炫耀的资本，并对其他亲朋产生压力。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大学生高产群体中，炫耀和分享子女的教育成功几乎变成了一种文化；而在教育不成功的血亲、姻亲群体中，这类话题就相对较少。所以，血亲、姻亲只有出现一种文化性的共享，才可能产生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而家族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以及较多的交流，往往就是一种特殊而有效的教育影响源。此外，亲情关系和家族观念，以及互惠合作等规则在乡土观念中，甚至可能比市场关系更加经常而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乡土社会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使处在同一关系网中的人群往往更加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2.具有代际传承性

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乡土社会中，教育具有较高的代际传承性。首先让我们做出这种假定的是当地的“老一中”。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中读大学的人很少，但该镇19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宁乡一中的毕业生）子女中上大学的极多，并且这些大学生大都在当地比较有影响。尽管出身农村的这些“老一中”们，由于政策性原因，能够有幸获得就读大学机会的人是十分少有的，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最终经过了许多曲折走出了“农门”并接受了在职的成人高等教育，但他们的子女几乎没有例外，都获得了教育成功。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除了1人外，这些“老一中”的子女都有大学教育的经历，并且大多数就读或毕业于重点大学，接受研究生以上教育的比率也明显偏高。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是大学生的家庭，其子女也基本上就读或毕业于某所大学，这一比率同样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可以这样说，老三届新三届的大学生，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就读或毕业于较好的大学。我们所调查的杨校长郎舅三人中，杨自己的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的一所重点大学工作后已经赴美留学，另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开办自己的经济实体。新三届大学生（这里不包括老三届在恢复高考以后考取的新三届）的子女，只有少部分已经长大成人，这些已经成年的一代，则几乎没有例外都就读或毕业于大学。由于新三届大学生的子女大多数还没有成年，其代际影响如何还很难确定，但他们的子女也几乎人人都在教育方面表现出色。如杨的小舅子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任终身教授，因为其儿子在读中学，尚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他已经获得过该州州长颁发的多种奖励并在美国国家级竞赛中获得重要荣誉。如果不出意外，肯定会就读于比较好的高校。杨大舅子的子女尚在读高中，成绩也不错。如果今后有机会作追踪调查，我们可能仍然可以印证从老三届和“老一中”研究中所形成的假设。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社会中，占有明显教育优势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教育要求和教育方式也优于其他家庭。“老一中”们甚至在“其人生艰苦的日子里”（他们的话语），都没有放弃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这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他们两代人之间教育成功的高相关性。

3.与家庭文化价值观具有相关性

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成功者家庭往往有相同或相似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期望。凡是成功地培养了大学生的家庭，基本上都把教育作为家庭活动的重要内容，甚至都有着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余家村彭姓家族、白水村的廖家和杨家等，他们尽管在祖辈上都是典型的农民，但在父辈一代基本上受到了当地最好的教育，他们的父辈都是“老一中”。这些“老一中”的子女辈都能够成功地接受高等教育，都就读于重点大学甚至考上了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我们在调查中同样发现，价值观念差异很明显的家庭，即使其他条件相差不大，其子女教育成功的差异却很大。我们发现，有兄弟俩人，长兄是医生，弟弟是教师。由于行业的差异，长兄家境一直比较富裕，但他看到知识不能够给人带来财富，因此对教育不太重视。他认为，弟弟尽管比他读的书多，但就是拿国家那么一点死工资，还经常被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克扣，生活总是那么清贫，家境从来没有自己的好，并且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读书人受到冲击，所以他认为有一技之长比读书重要得多。尽管他的几个孩子都比较聪明，但儿孙辈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上大学（不过，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现状现在已经让邻里甚至他们自己觉得没有面子）。但确实如他所期望的，其子女都有一技之长，其成家的子女也仍然是当地比较殷实的家庭。而当教师的弟弟家，已经成为真正的书香门第，他的两个子女都上了大学，并且有一个在读博士，尽管其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清贫，但其家庭在邻里眼中的声望已经慢慢超过了其长兄，他们家里还成为培养邻居家大学生的一个发祥地，邻居家的好几个孩子都是在他们家学习并考上大学的。

此外，社会现实的变迁会影响家庭的价值观念。那些在自己青年时期由于政策性原因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还有那些到外面打过工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处在制度边沿的人，都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教育缺失带来的困苦，他们看到城市人口的种种好处自己却无法享受，他们更加愿意牺牲自己乃至家庭当前的基本享受来支撑子女读书并强烈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以便真正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出生在这种家庭的孩子，在学习上也往往是十分努力的，考上大学的人也很多。

4.具有地域集中性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处于文化发达区域的村，在教育上具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积累效应，并能够吸引具有相对优越条件的移民。所以，即使在小范围的农村区域内，马太效应也是存在的。如双凫村与白水村的现有村民中，那些从其他村移民过来的家庭，其后代在教育上成功的比例或产生的影响都远远高于“当地人”（这有点像“孟母三迁”），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大学生地域集中性特征的出现，但这不是主流。我们不妨用桂花组作为例子来说明这种地域集中现象。这里人口很少，但大学生产出率甚高，该组毕业于或就读于重点大学或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十分集中。该组只有村民70多人（不包括大学生本人），却出了10多名大学生和研究生。我们在开始调查之前，就听人提到过这里。因为这里并不是一个在地理和文化方面处于优势的区域，这引起了我们莫大的兴趣。因为这个地方名叫桂花树，但我们在调查中没有发现亭亭如盖的桂花树。所以，我们的调查几乎都是从这话题开始的，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被调查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谈到要为桂花树正名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几乎每一个种了花木的家庭都栽种了桂花树。原来，一个地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包含着人们对地域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在后来的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认同的背后竟然还蕴涵着教育价值的认同。

当然，我们也收集到了典型的反例。距桂花组不到2里之遥、同属余家村的同心组则是完全相反的景象。这个组自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3年这20多年来仅产出一名大学生（还是专科层次），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该村的大学生产出率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高的。相隔咫尺的两个村民小组存在这么显著的差异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进一步调查的愿望。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桂花组有比较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正义感，邻里关系十分和谐友好。但同心组就不是这样，邻里关系十分紧张，邻里中行为不端的人也有不少。在调查中有人谈到这样一件事情：在开始实行土地承包的时候，他们生产队中的几个人是作为该队唯一的一台动力（即柴油机代替人力的打稻机）或一条最好的耕牛的配搭物搭配到不同的承包小组。即使到现在，这里的社会风气仍然不佳，邻里间常常为了一点小事情，争吵不断，吵闹之声在几里外都能够听到，持续的时间有时居然能够长达1天甚至数天。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同心组的这名大学生在大学毕业3年后嫁到了桂花组，在新的环境下很快就考取了研究生。她在接受我们的调查中谈到，她以前一直是邻里和家庭的骄傲，从来就没有思考过以后应该怎么发展这类问题，出嫁后换了生活环境，也看到了身边的现实榜样，自然就融入了新的家庭和新的社区文化之中，也自然而然地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由此可见，生活环境影响了教育抱负和教育预期，导致了不同的教育结果。从后来的诸多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农村中，只有真正的近邻才可能较好地分享共同的价值和形成共同的文化，良好的邻里关系对年轻一代的成长确实会产生难以言喻的重要作用，并且邻里间的榜样对同龄人的参照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教育成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十分遥远的，农民的教育需求就难以激发，他们就更容易选择放弃接受教育。我们认为，这种状况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小农意识在作怪。我们倒是比较赞成舒尔茨的观点，“全世界的农村人口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计算的经济人。在他们的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企业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44]。但不管怎么样，乡土社会中良好的邻里环境和乡邻间价值的积极分享，以及邻里间存在可以直接仿效的榜样都对大学生地域集中现象具有解释力。

总而言之，出身农村社会的大学生，不但成功地实现了个人向上社会流动，而且推动了邻里对高等教育的积极认同。在乡土社会的语境中，大学生往往会成为先进文化和技术向农村传递的中介，也是文化反哺的实现者和家庭、家族乃至社区荣誉的一种来源。地域文化、共同价值以及榜样作用对农村中大学生的产出影响很大。因为在农村社会中，邻里是真正意义的熟人社会，和谐的邻里关系有利于形成和分享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影响孩子们的成长。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中，一个大学生往往会成为邻里中“弟弟妹妹”的参照，对后来者的成功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事实上，农村社会中教育的落后往往并不是智力落后的结果，而是教育需求没有得到真正激发和满足的产物。

[1]这里的空间流动所指称的空间实际上涉及地理空间、制度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等不同空间样态。

[2]彭拥军.高等教育改革的合法性：话语的视角［J］.江苏高教，2011（1）：19－21.

[3]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22.

[4]中国官方曾经广泛使用“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的言说，试图告诉民众“集体有，个人才会有；国家富，人民才会富”的道理。现在由于地理常识的普及，这一言说，已经被摒弃。

[5]罗素.宗教与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

[6]指通过自考、电大、夜大、职大、函授五种非全日制取得的学历文凭或其他成人教育或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类型教育取得国家承认大专以上学历的非在职毕业生，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

[7]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65－66；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64.

[8]彭拥军.高等教育研究的旨趣［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5）：52－56.

[9]“高分低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了时髦用词，它最初被用来指代考试得高分、只会读死书的人，后来也把那些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相当低下的读书人囊括其中。

[10]张萍.“高分低能”之说不科学［J］.广州师院学报，1995（4）：59－61，71.

[11]彭拥军.农村社会流动的考察——教育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07（6）：129－135.

[12]胡建华.大学制度改革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45.

[13]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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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晓清，顾明远.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对我国切实性问题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4（3）：5－9.

[16]这里的“需要”用上双引号，意在表明这种所谓的需要还是一个需要澄清或者存在争议的东西，它是不是真实的需要，一直存在着论争，比如北大与汤敏、魏杰的论争，前面已经有过论述。

[17]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963.

[18]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5－56.

[19]彭拥军.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3.

[20]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91.

[21]托达罗.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63，284－285；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该书中也有相关论述。

[22]陈恢忠.论社会分层的功能与社会冲突［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56－59.

[23]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1.

[2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

[25]所谓礼制就是礼的制度化，它包括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人际关系的各种具体措施。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制为不同等级规定了不同的祭祀范围、服饰、建筑、车轿、丧葬礼仪、称谓等等，甚至对于生活中的跪拜、座次方位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26]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7]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比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59.

[2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3.

[29]彭拥军.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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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M］.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8.

[34]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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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吴铎.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358.

[37]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4.

[38]波普诺.社会学：下［M］.刘云德，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8.

[39]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意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社会现象，它主要用来描述社会出现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两极分化现象。

[40]赵德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01.

[41]盛宏洲，等.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与农村居民贫困［J］.高等农业教育，2003（6）：14－16.

[4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调查总队.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13.

[43]笔者的后期调查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新一代大学生产出数据不再有力地支持本观点。经过审慎分析形成如下认识：一是农村独生子女占比过高使目标人群数量骤减，一个家庭一般只能产出一名大学生。农村的一孩或1.5孩人口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家庭子女的结构，从而使家族血缘力量难以充分渗透到大学生产出中；二是大学生人数剧增产生强烈的稀释效应，也就是说，有更多家庭或家族产出了大学生，从而使大学生相对集中现象不再明显。

[44]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81［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