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挑战与应答

高等教育与农村智力流动的互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智力流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即农村智力流动产生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拉动力和压力；一是高等教育对农村智力流动的影响，即高等教育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促进社会角色的形成和认同。本来，社会流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而有序性是合理社会流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高等教育与农村智力流动之间的良性结合，才可能形成高等教育与农村智力流动的有序性。社会流动的有序性既要求社会流动要有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和结构规范，又要求社会流动的规则和规范应该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流动的有序性才具有更加积极而深远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符号，要认识其作用，首先有必要认识符号及其力量。

1.符号及其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和阶层。在这个社会里，国家几乎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以及重要的信息资源。与此同时，城乡间的制度性差别被强化，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接受政府（政府的运行实际操纵在具有非农户口的官员和办事员手中）的全面领导。国家通过工农价格剪刀差和以统购统销等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方式全面控制农村的经济（包括货币性资源和物质性资源）资源；利用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二元身份社会并产生职业社会的分离，通过户籍制度与国家垄断下的劳动人事制度相结合保障城市户口者的职业机会，通过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结合，使户口成为医疗、劳保、退休、住房、子女上学等福利制度的基础，使户口衍生出价值和等级，并成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工具。与这些相关联的，还有职业身份的世袭制度（即所谓的顶替接班）。简而言之，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給个人，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由此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成员的地位资源几乎完全被纳入国家权力的统一安排之中。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有限的社会流动都被国家通过各项政策和制度牢牢控制[19]。

刘易斯从二元经济角度指出，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解决农村人口相对过剩问题的关键：“为挣工资而在城市就业的人口中的供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而增长起来。第一，城市工资与农村收入的差距大大的扩大了；第二，在不少国家（主要是非洲），乡村学校教育的加速发展，使得青年人的进城势头更加迅猛；第三，发展和福利开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城市，使得城市更加具有吸引力。”[20]托达罗则看到了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所引发的城市病，指出“第三世界的城市将如何从经济、环境和政治上去解决这种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强调转移农村劳动力主要依靠农业的发展来消化和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出“创造适当的城乡经济平衡、扩大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选择适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等六项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21]。

上面的各种分析，尽管角度迥异，但他们都意识到某些分析要素的特殊价值，那就是借助不同符号并发挥其力量可以促进某些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他们都认识到符号是有力量的，而高等教育无论是作为社会流动的一种识别符号还是流动能力的表征符号，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预见，高等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的转化过程中，也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但这种符号力量能否真正发挥出来，往往依赖特定的教育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之间的联结关系。

2.结构及其在农村中的呈现

人类唯有组织起来才能克服个体力量的不足，才能获得分工合作带来的种种好处，才能办成单凭个人力量永远也无法办到的事情。然而，任何组织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一个指挥系统，就必须有人处于领导者位置，也必须有人处于被指挥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只要有组织，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社会等级，由各种组织形成的社会系统内部也必然出现分化，必然出现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差异的存在如果比较合理，能够激发人们向上流动的愿望和努力，为表达人类的进取精神提供了现实土壤，从而为社会发展带来动力。但如果社会分层过度固化，则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所以，只有社会分层能够合理形成并随着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改变，社会结构才会不断完善，而要实现社会结构的自我调适，就必须允许合理的社会流动，让社会进行不断的分化和组合，才能使社会分层发挥优化社会结构和提高人类适应能力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当人们的进取精神和能力发生矛盾时，人们解决矛盾的方式通常有几种；一是个体不断学习，不断实践，提高自身的素质与能力；二是采取合作的方式，通过人们之间的能力互补，克服个体能力的不足；三是利用社会关系资本，寻求各种社会支持；四是将目标转移给下一代，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五是运用非法手段去获取经济与政治上的好处[22]。显然，前四种方式都有利于优化社会分层结构，实现社会整合。

对于农村社会而言，高等教育可以通过引起文化、价值和行为等方面的整合而对农村智力流动产生积极影响，并且有利于农村社会真正纳入现代社会发展的制度框架中。当然，如果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存在严重不均，那么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其进取精神就会遇到不同的现实遭遇，从而引发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冲突，或者导致一系列的越轨行为。

社会结构的整合需要合理的社会分层，而合理的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分层的合理化，从而影响社会结构的优化，并影响社会结构的功能发挥。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又总是意味着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重组，也意味着人们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

简而言之，社会结构，从活动和交往意义上来理解，就是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制约个体的社会流动，而社会流动的大量出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变化；在同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由于处于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分享制度资源的机会存在差异，从而有着不同的自我选择和行为方式。正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复杂关系，在研究社会流动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社会的宏观结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有效地考察群体地位获得和个体地位获得问题。

农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乡土结构。农村智力流动必然反映甚至导致乡土结构的革故鼎新。而乡土社会结构自身更多地体现在各种关系上：如人与土地的关系，人的社会身份的形成和维护方式，以及乡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权是一个一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23]。但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4]。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社会流动是变态。所以，费孝通称这种乡土社会是一种“捆绑在土地上”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具有高度的凝固性，缺乏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一个相对凝滞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在农村社会向现代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农村的解体或变革，都离不开社会流动。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中存在的村落家族文化尽管在政治权力的渗透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力等多重力量影响下，正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但它在一定的时间内仍然会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特性，至少仍然会带上某些传统文化的印痕。如中国的村落仍然存在，它们远远不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式的一家一户自成一个单位的形式。我国的农村从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尽管我国的农村也正在经历着由完全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邻里间的交往不可能真正出现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www.xing528.com)

在身份和文化方面，尽管传统儒学的影响已经日益衰退，但在乡土文化中仍然清晰可见其痕迹。儒学社会身份的等级特征和身份的伦理性、先赋性，在正式的交往场合仍然可能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传统的礼制[25]仍然是维护身份的手段之一，影响社会交往的等级关系和交往秩序。当然，在现代的乡村由于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了基层，传统礼制已经明显淡化，但在正式的乡土聚会中，仍然可以明显看出主导性的仪式文化仍然没有走出传统“礼”的框架。由此可见，历史对个人而言，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人有能力闭了眼睛置身在“昔日”的情境中，人的当前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26]。人因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所以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我们不但要凭借文化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要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筑通桥梁，不然既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而农村社会中传统身份和文化逐步塑造和形成了明显的我们与他们，即自己人和其他人。人们在确定行为的参照目标时，不但评价参照目标本身，而且总难以避免对执行目标的行动者也进行评价。所以，农村人口中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人们，大家不但对他们的成功给予高度评价，而且他们往往因为其人品、名声和见识而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他们成为一种内生的、真正具有影响性的力量。认识和结交那些见过世面的人在乡土文化中是一件十分有面子的事情，而中国人历来就是最为关心自己的面子和底子的，失面子和掉底子都是让人感到羞愧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由读书实现的社会升迁和由其他途径实现的社会升迁具有同样的权威性，并且由于读书人善于思考和更有见识，加上中国传统积累的重教心理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出身的大学生能够赢得良好声誉。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受制度性影响，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农村人，由于通过合法的渠道和自身努力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并且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这与科举及第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加上在农村得到社会制度性确认的人才更具有稀缺性，这决定了这种人才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恢复高考时高等教育成功者家里可谓车水马龙，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社会的特性，熟人社会的信息共享和荣誉分享。正如许烺光所指出的，中国人在成名和致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向周围的人炫耀，并和有关的人：父母、孩子、配偶、远亲、朋友、同学、邻里或更广泛的同乡来分享他的成功。他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光荣。反过来，他也由于这种炫耀而更加满足[27]。

3.农村的乡土结构及其力量

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村落。村落是血缘、地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一个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也是一个人们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村落社会并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体，而是身份的结构，身份结构与村落的边界存在着一定关联。根据不同标准，传统村落存在不同的边界。一般而言，村落的边界主要有：（1）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标志的社会关系圈子所形成的社会边界；（2）以行政管辖范围为标志的行政边界；（3）以土地归属权利为标志的自然边界；（4）对共同价值观认同和社会认同为基础的心理文化边界；（5）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和主张财产权利为特征的经济边界。这些边界的存在形成乡土社会结构所特有的一些特性。所以，村落就像乡土中国的活化石，蕴含着历史文化的积淀，还隐藏着解读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脉络。而这些边界中，隐含着大量的私人关系，这是乡土结构的基础。

首先，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规范要素，所有行为的价值标准都无法根本超越这种秩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士农工商四大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阶级。在农村，官、绅和民众是能够为大家普遍认可的社会阶层。虽然乡土社会的阶层确实存在一定的边界，也有着明确的世袭制度，但阶层划分从来没有凝固成世袭的、明确而无流动的界限。就社会流动而言，比如通过婚姻实现的社会流动，它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血缘秩序，这种秩序对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它既包含着生物学意义的内容，也包含着文化的交流。同样的，通过考试等制度化手段形成的社会流动，如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或其他形式的文官制度或选拔制度，往往与乡土社会的教化作用和榜样作用联结在一起。中国古代的选拔制度为松散的社会政治制度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整合方式，在政治权力（君权或皇权）没有通过政治制度化方式全面深入乡土社会的背景下，教育的伦常内容和通过教育制度选纳贤良的机制弥补了旧式政权在农村中缺乏渗透的不足，并且教育选纳贤良的方式往往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或斗争，产生社会价值导向作用。教育的社会教化作用和官僚选拔功能往往纠缠在一起，并使国家需要与家族兴盛和个人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硬币的两面。正由于利益和功能上的家国同构性，传统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格局是血缘的或超血缘的连结。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在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里，中国社会呈现出差序格局，而人们共同关系准则的建立在于一个“推”字，以自己为圆心，向外进行推而广之，从而推演出内圣外王之道。而亲属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28]。所以，教育在传统社会中充当着教化和筛选两种角色作用：在教化角色中，教育一方面通过传播和创新家族文化而实现家庭家族内部的整合，另一方面通过认同国家的主流文化而走向家国同构的价值认同；在筛选角色中，教育筛选是社会选贤任能的一种制度化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权力掌握在勤勉和有智慧的人手中的社会政治理想。教育的这两种角色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秩序兼容的问题。

其次，村落家族文化是乡土社会基层结构的重要表现。在传统社会中，家族村落与社会宏观结构具有结构上的同构关系，它所形成的乡土文化特色存在的生物学力量是血缘关系，以宗姓或宗族关系作为外显化的形式。因为血缘关系是内在的，不能从外部观察到，宗姓关系是一种可以体察和辨认的关系，它使血缘关系具有了社会学意义，它是家族内部相互认同的基础，也是家族间区分的依据。在乡土社会结构中，家庭（家族）存在的经济学力量是农村缺乏可利用的资源，人们只能通过分享这些资源才能保证生存繁衍。正由于这种生物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复杂联系，形成了家庭（家族）间重重叠叠的关系网，我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它，认同它，使我们得到生活的保障，抵御各种敌对力量。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家族制度不再是人们交往关系的主干，但它仍然充当着或孕育着中国人交往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在乡土社会中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家庭（家族）组织在经历了新的重生后，在以户为经济主体单位的农村，已经开始出现新的经济合作的功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民谚反映了亲缘关系不但是亲情的纽带，也是社会性合作的基础。经济上的合作，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交往和价值上的统一，以及相互的帮助。这对家庭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在调查中明显感受到，血缘的接近使交往更加频繁，它往往影响子女一代的交往和行为，甚至影响教育的成败。可以肯定地说，在家族村落文化中，人们可以享受和平的心境、稳定的生活和友好的环境，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仍然是我们追求的生活理想的写照。即使在城市，人们也仍然希望彼此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享受着有人情的生活，在熟人中找到和平和安全，找到宁静与和谐。

对于乡土社会村落一级的基层社会结构单元，国外更多地使用社区这样的概念来指代。如最早使用社区一词的德国人滕尼斯在1887年发表的《社区与社会》中，认为社区代表农村，社会代表城市。社区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等为重要特征。人们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以血缘、亲情、邻里和朋友等关系维持密切的联系，人们对社区具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实际上也表达了费孝通所指称的熟人社会的特征，揭示了社区心理地理连续体的特质。乡土社会的这种特征，在现代的城市社区中其实仍然存在，只是由于职业的区分，城市社区很难称为熟人社会，但社区利益的相同与职业的相近，加上地理上的接近，仍然具有心理地理连续体的意义和可能。或者说，中国的社区实际上具有城市中农村的味道，反映了城乡之间政治和文化的相容性和传承性。但农村中的邻里则更好地反映了交往距离的接近性和交往关系的亲密性。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带有明显的家族村落文化特征，出现了血缘集中和地缘集中的现象[29]。这种现象反映了村落家族和邻里的地缘、血缘关系形成的心理地理连续关系，在村落家族和邻里关系中，人们往往有更加相近的教育价值观，也能够更好地分享教育资源，所以在大学生的产出上也形成相对的集中性。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历来就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在传统社会里，士绅成为调整帝王权力和农民利益的中间人，他们也具有中间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用现代概念加以简单阐释，可以说他们就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实质上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白领。因为我们传统社会的分层是以身份为特征的，这种社会分层包含在一种特殊的身份制度和身份文化之中。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教育既是个人升迁的达途，又是学习和认同身份文化的渠道，还是提炼乡土文化的手段，乡土文化也往往包含着带有浓厚地缘色彩的传奇。这些神话般的传说，不但给人带来乡土的美好联想和感受，培育着人们对农村共同体的认同和情感，并强调了地域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使人感到这一地域的唯一性，因而使地域本身也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乡土社会除了血缘的联系外，还有着明显的地缘关系。但在现代，由于村庄经济协作的淡化和基层政治权力的弱化，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状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对新现象的理解一方面不能拘泥于原来熟人社会的背景，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村落之间熟悉程度仍然很高的事实，农村中熟人和半熟人社会的特点仍然十分明显，熟人关系仍然是中国人交往的心理基础和现实起点之一。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形成于礼俗之上”[30]。这实际上精辟地概括了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

可以肯定，不管改革以何种面貌何种名义出现，高等教育及其改革往往会产生一体两面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改革会达成某些预定目标，也会出现某些与改革愿望不一致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人为的改革还是自然历史进程引发的高等教育变革，都包含着抗拒与变迁过程。在抗拒与变迁过程中，改革和转型往往都遵循阻力最小路径原则，最终使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得以产生。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不少的高等教育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型改革，并且追求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多少有些“救急之计”意味，似乎不是“久远之图”。这种大刀阔斧式改革容易产生大起大落的并发症。这种改革的抗拒与变迁过程，往往会出现昔日阻碍高等教育变革的某些因素变成今日高等教育改革的积极支持力量等现象；当然也存在原来某些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演变成当下或者未来阻碍力量的现象。但就高等教育改革的整体而言，正如涂尔干所言，教育的演进始终大大滞后于整个社会的普遍演进[31]。恢复高考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两项高等教育领域的大变革，尽管看似向度相反，其实它们都在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产生了结构力量，或者说通过结构化形成了新的结构，这是它们的一大共同点；与此同时，它们都反映了中国式改革的某些特点，也包含了改革中各种力量的斗争与调和。而从人（个体和群体意义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这两项改革都把人与社会视为社会现实的两个侧面，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相互关联地得到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尽管是发动、抗拒、协调和变迁前后相继的连续统一体，但其中的抗拒与变迁最容易记录改革过程中矛盾性力量展现的过程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