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代表大众诉求的符号

老百姓或百姓其实是一个经过不断演化而形成的概念，《辞海》将其定义为：（1）古代对贵族的总称。《诗·小雅·天保》：“群黎百姓。”郑玄笺：“百姓，百官族姓也。”《国语·楚语下》：“民之彻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2）战国后用于平民的通称。《孟子·滕文公上》：“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7]由此可见，老百姓或百姓，最初是指显赫的贵族，后来才慢慢演化为指代普通大众的一个名词。

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该报告对北京多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28％的学生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7.7％来自农村。杨东平教授主持的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了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这些研究所揭示的问题也日益体现在教育改革的名义中。如何使一般大众（也就是老百姓）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以便使改革代表良知和正义，成为改革获得广泛社会动员力量的重要现实基础。本来，改革就不能像皇帝的新装，通过耻笑一个人而取悦所有的其他人来达成；改革更不能宣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衣衫褴褛的，这将很难受到欢迎。而老百姓作为人群中的大多数，以他们的名义实施改革容易赢得合理性和合法性。从目前的情势看，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在高考这个看似最后公平的堡垒面前，不是利益最大化者，而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即使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农村孩子只有大约10％的人能够上大学，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家庭还由此背上债务；其他贫困人口的教育状况，也不会比这一状况更好。因此，以老百姓的名义实施改革就能产生较好的社会动员力量，因为它从名义上指向了一切人的平等。(www.xing528.com)

值得指出的是，正如麦金太尔所言，正如正义和诚信这类规则当且仅当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时才被遵守，当它们不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并且违反它们也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时，我们就违反它们，纵然如此，我们的行动仍然不会被证明为正确的[18]。当改革在各种独立使用或相互交织使用的名义下推进时，这些五花八门的名义或者概念不是统一和公认的，它有点像为了结束争论而武断地使用终极原理。然而，众所周知，诚实、正义与勇敢的修养时常会使我们得不到财富、名声和权力。所以，人们对这些美德，在现实场景中，实际上会做主动和被动的选择。对改革而言，不管有多少美好的名义，人们同样会基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做出拥护、反对或者部分拥护部分反对，或者置于改革之外的旁观者位置等不同反应。当然，不管是哪种名义实施的教育改革，都最终会使改革成为一种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就是论证改革的合理性。当一种改革的文化资源过于贫乏以致无法完成重释改革的意义和任务时，改革的合理性论证就丧失了根基，改革也难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