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互动挑战与应答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旨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直接服务社会。大学发挥社会职能的依据则在大学内部，而人才的生产能力和学问的生产能力是大学发挥社会职能的基础[12]。教育所隐含的社会期待要真正变成教育（这里主要是指高等教育，并且是从机构意义而不是活动意义上来理解高等教育）的自觉行为，自然应该借助符合教育自身特点和需要的改革来推动。从培养目标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就本科阶段而言，实际上存在两种主要看法：一是借鉴美国的模式，在本科生阶段实行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把专业教育放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进行；另一种就是调整专业设置，加宽专业面，培养目标仍然是专门人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学理化表达。

从法人地位看，增强高校活力和办学自主权实际上是高等教育改革希望达到的目标。这从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政策法规的用语变化就可以看出来。但高等教育权的落实或分割是十分敏感的，因为我国一直把教育权视为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受这种观念的支配，高等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就变得相当复杂。比如，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原来倾向于使用“建设一流大学”这一口号，从2016年开始，国家层面开始频繁使用“双一流建设”这个新口号，“双一流”迅速成为高等学校或高等教育领域的高频词）的各种举措，首先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考虑大学本身的方方面面。比如美国高等教育成功走到世界前列是与其在高等教育高低两端有创造性贡献分不开的。在高等教育高端，美国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和创办研究型大学，致力于提高高等教育的学问生产能力和一流人才制造能力。据统计，“在1901年至1972年间，美国共有9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中五分之三的人拥有著名大学的学士学位，并且在21所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如果排除在国外受完高等教育后再移民到美国的人，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一些。美国的主要领导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毕业于这些著名的大学，例如，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有6人毕业于哈佛大学”[13]。在高等教育底端，美国积极发展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这种旨在提高美国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改革，与美国莫里尔法案以及后续相关法律的积极推进与落实有很大关系，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动了美国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

高等教育对个体或群体的影响，正如布迪厄曾不加掩饰地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把人类的某种卓越品质突出出来而分离出世俗精英，这种精英带有准宗教的公共合法性与符号权力的特征[14]。一般而言，如果高等教育制造的精英，不管是针对个体、群体，还是机构，都带有理所当然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也能理所当然地赢得人们的认同与尊重，那么高等教育所产生的符号权力就带有“神圣化”味道，符号拥有者就会被罩上一层神圣光环（比如人们曾经不无夸张地把大学生誉为“天之骄子”）。如果高等教育作为符号的高度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或者有用性都作为一项社会功能被普遍预设，它必然意味着：高等教育既然是为生存所需要的严肃生活而预设，它就可以要求人们忍受必要的克制和进行艰苦的练习。也就是说，一旦高等教育充当起精英符号制造者的角色，它就具有某种源自生活需要又超越生活当下需要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的意义传达到高等教育活动当中。就这样，高等教育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会被人们自愿接受，并导致不管是这种符号权力的拥有者还是符号权力的剥夺者，都会认为这种文化符号是取得社会其他权力和利益的合法基础。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也在注重两端的特色发展。比如，在高等教育顶端积极建设一流大学，从“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到更为具体的“863”、“973”科研计划，都在运用政府力量，并加上经济的“手”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分层和分化。在高等教育系统底端，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满足国家制造业快速发展对技工的需要。可以肯定，当代高等教育正经历着从人力需求主导型向教育需求主导型的转变，经历着从重视社会的发展价值到关注人的发展价值和社会的发展价值并重的转变，高等教育将在“追求卓越”与“促进平等”方面并行不悖。(www.xing528.com)

然而，在中国的教育场域中，即使是以教育名义推动的改革，教育也只是增强教育改革合理性的工具。大多数教育改革，都是从社会需要甚至权力需要出发而发动和推进的。当然，高等教育自身也难以与改革撇清关系，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逻辑常常成为人们言说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不能绕开的角度。比如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就因为存在学术和非学术的自由或学术与非学术的规范，衍生出中国学术领域的一些怪诞现象[15]。

这种状况既与高等教育自身的地位有关，也与高等教育和社会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有关。比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突然发动，实际上是应对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需要”[16]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教育后果，也符合老百姓渴望上大学的需要。然而，没有被人们普遍预计和预见的是，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快速推进，高等教育出现了精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言说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最合理的借口，因为假借质量问题，它可以成功地把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诸多问题的责任归结到政府、高校和（或）学生身上，也可以把它们归结到社会或用人单位身上。所以，如果仅仅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活动，那么我们就难以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含义的复杂性或丰富性，事实上我们确实常常需要把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机构甚至制度或制度符号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