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互动：挑战与应答

16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兴起打破了人类知识的传统格局，不但“科学”这个词自身逐步赢得了广泛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且科学开始成为衡量知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代名词，科学的符号权力得到了广泛确认。

1.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强势词汇

自然科学以理性为准则，依靠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首先将巫术驱逐出知识版图。稍后，宗教与神学也在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追击下，不得不让出自己的知识至尊宝座。自然科学在16世纪一跃而居于重要地位，而且从此以后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思想和制度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5]。科学取代宗教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优势地位而在知识界成为真理或追求真理的代名词是因为它一再显示的力量和有用性，科学的力量和有用性也使之成为维护国家声威的重要武器。在科学主义鼎盛时期，自然科学的知识观更是成为了几乎所有知识的试金石，科学不科学成了能不能称之为知识的重要标准。科学主义甚至使“科学的真理成为唯一的真理”。在知识语境中，科学知识取代宗教知识和哲学知识而居于各种知识的顶层，并重新确立了知识的阶层等级。

2.科学成为判定合法性的准绳

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科学的政府来引领，政府越来越需要其公务员具有那种能够使他们取得专家资格的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征募号称专家的人员进入公务员体制。有鉴于此，我国曾经出现的大学生包当干部政策实际上营建了专家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通道。随着大学生稀缺性逐步降低，由高等教育走向公务员队伍的直接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或某种形式上看已经基本堵塞（典型的言说就是大学生不能包当干部），但取而代之的是主要面向大学生的公务员考试开始由录用“五大生”[6]的拾遗补缺机制变成录用公务员（现在的公务员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干部或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制度化途径，其竞争之烈、影响之深不亚于高考恢复时的高考筛选。

以知识或者科学为筛选依据的公务员招考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于确保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这一点从中共中央委员学历不断提升的事实也可以得到佐证。从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央委员都有大学（包括大专）以上学历，从这以后政治局常委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数逐步增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并没有因为大学生包当干部政策的全面废除而弱化，而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种官、学结合越来越紧密的状况下，科学或科学知识成为了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力量的符号。

3.科学增强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力量感

高等教育产生服务社会的强大力量感与其专业或者专业化有着很强内在关联，而专业化或专门化背后的支撑力量其实就包含了对科学技术或科学技术理性的追求。在当今社会，科学与技术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或替代了其他理性和情感。

从国外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看，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美国联邦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就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无边的疆界》的报告，它主要强调联邦政府要继续加强对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大学建立重点实验室；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促进科学和教育发展；鼓励大学在军事—工业综合体系中发挥作用等等[7]。如果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高等教育由传统大学形态向近现代形态的转变则与洪堡的经典大学理念分不开。大学相对独立、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理念成功融入并孕育了现代大学制度，由此确立了柏林大学引领世界的哲学基础和政策性基础[8]。(www.xing528.com)

4.科学给教育活动平添魅力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意味着理性和权威性。正是受这种观念影响，几乎人类的所有知识领域，现在都自觉不自觉地加上了“科学”这个后缀。科学名义下的高等教育活动意味着对客观规律的遵循，至少是接受了类规律的指引。换句话说，贴着科学标签的教育行动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在按客观规律办事。以科学名义进行的教育改革当然更容易赢得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使反抗者承受额外压力。

即使是在多元化背景下，科学依据是教育改革或教育行动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依托。实际上，高考恢复以知识或者能力取人的制度，尽管有政治需要，但我们不能剥离其中的科学依据。在高考以知识取人的制度得到全面确立之时，它的反对者往往不会直接去反对高考本身，而是借助有科学意味的言说，比如高分低能说[9]来渗透其某种背后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有鉴于此，上个世纪90年代，“高分低能”一词似乎有了新含义。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提倡知识分子下海、学生经商的文章，认为他们涉足商海有利于其各方面能力的锻炼和发展，是对“高分低能”现象的有力克服；更有甚者把学生经商所得看成是其能力的证明，大有把人的经济能力夸大成一切，把赚钱看成是能力高的表现等倾向[10]。这些说法实际上是用来否认以知识立意的考试的合法性，从而顺理成章地巧妙发出高考必须改革的声音，而且似乎不经意但很有煽动性地揭示了这种改革的现实紧迫性，并使新的改革获得了不可否认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科学的客观性面貌成功帮助实现了以科学名义指导教育行动或推动改革的言说者的主观意愿或目的。

5.科学或教育将给农村智力流动带来理性色彩

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尽管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正常社会现象，但其地位的认可即使到现在仍然包含许多误解乃至偏见。自发的农村社会流动（通俗说，就是农民工现象）最初主要是充当城市和发达地区工业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拾遗补缺手段，他们的价值和地位并没有得到制度层面和认识层面的全面肯定。

然而，随着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加上制度层面和教育层面的某些重要变化，农村社会流动得到了积极关注和认可，也有可能向智力流动方向有效转化。客观说，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原本就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积极转化，因为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可以给农业产业的升级带来新空间。比如农业的集约经营将不会因为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无法实现，而农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提高问题也将比较容易得到解决。此外，农民数量的减少还意味着农民自身工作效率提高和待遇的增加变得更为必要和更加可能，这必然导致农业职业社会地位的提升变得更加可能。可以肯定，从长远看，农村社会流动在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其他行业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有利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有利于催生现代农业，培育新的农业职业。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社会流动既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来保证，更需要对农村人口进行相应的教育和训练[11]。缺乏农村人口适应性准备的农村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将不具备社会流动的潜在能力，不可能长久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农村人口只能成为社会底层的填补者，这将给社会的整体发展埋下隐患。切实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科学水平，是农村社会流动走向智力流动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