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农村智力流动的践行者，还是作为改革的推进者或者参与者，只要是社会活动的投身者，如果其需要确保行动尽可能符合预期，往往需要从自己可能卷入的任何一种情境、自己可能拥有的任何一种特性中合理后退，以便能够对特定情境与特性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并据此来确定合适的行动口号和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民主化的鼓噪和管理专家、政治精英等精英垄断之间形成尖锐对立的时候，集体或集体利益容易成为口号或行动赢得合法性的有用符号。比如，以集体名义进行教育改革来实现制造精英和（或）普惠大众的目的，这种行为就更容易赢得合理性与合法性[2]。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以集体和集中为政治文化甚至大众文化的国度，集体主义或者集体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用语，它可以帮助确立社会行动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我们习惯化的官方话语中，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其实质就是集体优于个人）的言说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因而集体名义下的社会行动（比如农村社会流动或智力流动）就有了近乎“天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谈论集体时，“集体”这个概念其实常常含混不清。有时候集体被用来指称国家，有时候实际上是指某一特定政党，集体甚至有时候仅仅是用来说事的工具，尤其是在集权主义盛行时，集体往往是权力用来同化意志的合理用语。这有点像麦金太尔所说的，“权力导致同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同化”[3]。毫不夸张地说，集体背后实际上潜藏着权力的魅影，集体也因此常常成为权力隐身或栖身的场所。
在我国全面改革的铺开和推进过程中，集体或集体名义实际上一直是改革赢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比如，高考即使到现在仍被视为国家的“抡才大典”，农村社会流动的合法性也是以与国家发展需要或发展阶段间的适应程度为依据的。这种认识或行动的背后都埋嵌着“国家是最大集体”这样的认知逻辑，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国家仍然是维护改革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强大力量，也是中国式行动迎合合法性的重要符号。
集体的合法性和很强的社会动员力量与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治理格局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十分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垄断人们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个人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城市里的国有或集体单位，农村的人民公社及其所管辖的村组）来获得生存资源，个体如果不依赖国家就很难生存，这种制度安排成功营造了集体优于个人的社会情境。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宣传，甚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4]这类貌似科学其实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的言说，曾经确实成功地帮助营造了集体优于个人的强大思想舆论基础。一旦这种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格局被合法化、凝固化，以集体名义实施的行动就可能产生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力量。(www.xing528.com)
集体作为社会交际符号的含义一旦全面确立并被不断强化，它就会产生强大的社会能量。事实上，无论是改革的发动还是改革正当性或正义性的确立，集体名义都是推进改革的一种重要武器。通过集体名义下的组织动员和宣传发动，改革者的愿望往往就变成了集体或者组织的意志，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容易得到确证。
在农村社会流动的演进或者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的演化过程中，集体也可以充当正义性或正当性的符号。但这时候的集体，含义可能变得相当复杂。各种利益集团，都可能借用集体这个符号，来表达不尽相同的社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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