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人口生育控制比农村实际上更严的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2011年末，中国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乡村人口数65656万人，城镇人口数69079万人）的情况，人口城镇化水平[33]超过了50％[34]。对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合理解释显然不是城镇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优于农村的结果，而是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产物。
大规模农村社会流动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而城乡差别和比较利益的觉醒在农村社会流动从涓涓细流演化为波澜壮阔的社会洪流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如何提升农村人口流动质量，既是我国城镇化需要积极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全民共创、全民共享现代化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农村人口流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大陆在户籍意义上的农村人口仍然占60％左右，但常住意义或职业意义上的人口则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因此，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发展程度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影响，都会影响我国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化过程与水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仅2001年，中国农村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85个”[35]。农村村落在现代社会中的消失，往往意味着社会发展和向上社会流动，但乡土社会承载着历史，保存着历史记忆，乡土中国千百年来所保存的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是否因现代化进程而终结，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是否意味着农村社会的向上社会流动并因此而使农村人口更好地享用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好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的命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生活的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村社会面临着现代化的冲击，乡土社会由人们生活的中心一步步退却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农村社会昔日的荣光在一步步地消退，人们开始忘却对它应有的关怀。现在，在许多人的眼里和心中，乡土不再是过去那种富有情感皈依和回报之所了。
农村作为一个边缘区域、弱势地区，出生于其间和生活于其中的人，从总体上仍然属于弱势群体。尽管从制度环境上看，他们的处境一直在向着好的方面不断进步，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在许多层面上还真正处于社会边缘，一不小心就会被排斥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对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后果[36]。
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看，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从中国农村开始而获得成功的，农村既是改革的动力策源地，又是改革的试验地和风险的承担者，还是发展代价的承受者。从高等教育视角，如何促进农村人口的有效流动，如何避免流动的风险和不良后果，应该是社会发展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农村作为改革试验场和改革风险的缓冲地带，如果因为农村人口的素质问题而使农村成为改革和发展的包袱或者使农村无法充分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好处，我们的改革和发展走向畸形甚至失败就可能难以避免。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在经济发展策略上都采取以农补工、以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国家的关键资源都被城市所控制，城市成为社会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和利益中心，农村在支持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却被边缘化，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和强化了僵硬的城乡二元社会壁垒，城市与农村人口分别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忽视了农村现代化，没有很好地实现农村人口的良性流动和农村人口素质的适应性提高，有可能最终影响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乃至现代化的成败。(www.xing528.com)
从我国发展的现实来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缺乏仍然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之一。如何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人才资源或智力资源，是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我们的教育体系一直只是通过终端选拔[37]从农村筛选出少部分的人，使他们实现社会流动而进入城市，而淘汰下来的众多人仍然保留在农村。这种农村人才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数量供给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往往与较低的文化素质相伴随。据统计，我国1990—1999年新增劳动力总数为1.89亿人，其中大专以上技术人才仅占3.5％，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毕业生占14.5％，只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占46％，有36％的新生劳动力还达不到初级技术所要求的文化程度。目前，我国低素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留在农村，农村庞大的劳动力难以通过充分就业发挥其价值，更不用说体面就业了，而这种状况恐怕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这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资源层面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我国农村将长期面对的人才资源的基本态势。21世纪不容回避的紧迫问题是将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成人才资源，高等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也要实现农村人口本身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加剧，阶层差别扩大和人们的差别意识觉醒，造成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加上社会差别的形成依据并非总是那么合理。这些因素引发了人们的不公平感。高等教育作为带有明显的智力意味的社会流动符号标志，因为其特有的公正性和制度性，容易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出现，官员和在校生文凭获取方式和文凭流通价值的强烈反差，都隐含着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性破坏[38]。如果文凭体制崩溃，本来尚欠牢固的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将遭到制度性破坏，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可能需要很多人来承受其代价，其不良的影响甚至可能不亚于“文革”破坏高考制度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和所带来的社会代价。
与此同时，大多数自由流动的农民，仍旧没有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或顺利地在发达地区扎根。而那些通过大学（甚至中专）进入城市和流向发达地区的人，则顺利地成为了城里人或者几乎能够像当地人那样享受现代生活。这些出身农村的大学生，仍旧受到乡亲们的羡慕。这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ks）和他的同事们在《谁将领先》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社会分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个青年人的最终地位和工资收益的最明显可见的预兆就是他的受教育年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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