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流动中的智力尴尬挑战及应对

当高等教育成为进入白领阶层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时，它带来的直接社会后果之一就是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不断加剧。教育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家庭已有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本在个人获取进一步教育资格的竞争中会产生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有鉴于此，在不同时期，城市与乡村对优质教育或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动力必然存在显著差异。一旦高等教育在获取社会中上层职位中作用增大，加上城市社会中职业竞争的外显性、赞助性流动显著降低（最明显的就是顶替接班制度基本废除），人们对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竞争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农村人口总体上会因为缺乏具有竞争力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甚至制度资本作为支撑，其对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就学机会的竞争力必然呈现减弱趋势。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转向的作用也会呈现出新特点。这种特点与我国国情和制度安排的特殊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毋庸讳言，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再分配制度向市场体系过渡时期的种种特征，社会流动还远未能实现良性循环，更没有全面进入智力流动的这一更高阶段。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所导引的社会流动与其他工业社会存在一定差异。如接受教育或高等教育年限的增长不一定能够产生被所有人能够明确观察或感知的提高个人年均收益率的效果。毕竟，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结还受许多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它可能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涉及的因素更为复杂和特殊。但不管在再分配系统还是在市场系统中，高等教育在分配较高社会地位时，已经被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选择标准，并且人们对这标准本身鲜有人质疑（人们质疑的是高等教育文凭含金量或文凭的合法性[25]）。

但不管怎样，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形态的可能转向，一方面给高等教育促进农村社会流动创造了新环境，也给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新形式，如大学生在空间流动上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自主流动的机会由一次性向多次性转向。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流动渠道更加多样化，高等教育引起农村社会流动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也在逐步增加，比如大学生群体已经不再被视为天之骄子，甚至颇具几分弱势意味。

可以肯定地说，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农村社会流动需要我们对农村社会流动问题做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的调查和探讨。如何从高等教育视角来把握教育在农村社会流动中的现实作用和潜在影响，就很值得认真探究。在前一阶段，笔者曾关注过农村出身的不同年代的大学生并做了相关研究[26]后发现：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我国的快速推进，大学生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读大学对农村人来说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和某种范围内丧失了昔日的那种吸引力[27]。事实上，由于引起农村社会流动的力量在逐步呈现多元格局，教育已经不再是一条通天大道；另一方面，农村遭受智力剥夺和青壮年劳动力剥夺的消极后果似乎正在得到改变，在农村一度出现的走向凋敝化、空壳化的现象在我所调查的范围内得到明显纠正[28]。

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过程中，急剧加速的城乡社会流动和农村向发达地区的社会流动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个重要社会变化之一。它不但表明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调整，也表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重组。可以肯定，我国当代农村社会流动既是社会结构变革的产物，也是农民转换身份的结果；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历史前提和过程。农村社会流动是农村需求变化自身演进和工业化、城市化诱导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演进的核心问题是农村的现代化，它的外在尺度之一就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或居民化。这种城市化或居民化不仅仅是把农村人口纳入城市版图或者农村具有城市一样的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观念上融入城市，在制度上融入城市，在个人生存发展的能力上能够真正融入城市。

当然，农村社会流动向智力流动的转向除了农村向已有城市的流动外，还有农村本身的城镇化以及自身对智力资源的吸引和吸纳能力提升的问题。这种变化实际上预示着农村结构性上升，并要求农村人口出现身份的适应性转变。在理想状态下，高等教育导引的农村社会流动不应该单纯表现为农村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也应该渗透到农村职业地位提升或职业形态改变之中。但由于我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短缺或社会中高层职位严重不足，这种现实状况必然造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对高等教育（比较直观的是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不足，它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引发的农村和欠发达区域的人才流动是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引发的农村社会流动，从积极方面看，可以拓通农村与城市或发达地区联系的渠道，有利于把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带回农村，实现文化反哺、信息回流甚至技术回流，并可能形成新的城乡之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产生激励和示范作用；但也可能造成对农村资源的剥夺，尤其是智力剥夺，造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的严重流失。事实上，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本身的职业地位并没有在农村社会流动过程中得到明显提高，一度大量出现的空壳村和农村凋敝现象实质上与农村教育的“去农化”有着内在关联。教育引起的农村社会流动不是农村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而是城乡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制度框架上的不平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后果。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农村社会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快乐或苦痛，也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29]，有些问题具有发展过程中的共性。(www.xing528.com)

但遗憾的是，我国高等教育为农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法律和制度一直未能出台（如美国的莫里尔法案即赠地法案，促进了高等教育为农村培养许多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了农业技术的现代转变，这种转变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人口的减少，也就是说，进一步改变了农业品质，并促进了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在我国，只要高等教育为城市、为工业发展服务的主要方向不变，专业化的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作用就必然限制在提高大学生及其相关利益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直接改变农村本身地位不高这一基本状况[30]。

随着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自主性逐步得到加强。出身乡土社会的、因高等教育的制度化提升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大中专生，他们的行为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乡土社会的心理文化印痕。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人情特点等等，都隐含着解读教育引起农村社会流动的某些线索。而对农村中其他社会流动者而言，教育则成了一种隐性力量。

在分析教育促进农村社会流动这类问题时，如果忽视了城乡的结构性背景和我国的制度性背景，往往会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比如有人认为：刚恢复高考时，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更为显著；随着高考的日益制度化和常态化，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在减弱；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将比较微弱。事实上，高等教育对农村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其社会动力、个体选择自由度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存在显著差异[31]。有必要指出的是，参与高等教育机会竞争角力的因素，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明显差异。比如，在计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对城市人口（尤其是城市中直接与物质财富的流通和分配打交道的人们）并没有很大吸引力，而此时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跨越城乡制度壁垒则意义重大，“跳农门”的生活化用语比较传神地刻画了这一行为的实质。而通过高等教育筛选农村优秀人才送往城市的高等教育招考制度，一方面实现了农村人口社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村人才资源的流失而导致农村人口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农村发展的步伐。正由于以上原因，故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高等教育对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社会地位影响很小，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他们所获得和占有的各种社会资源——权力、财富（收入）、声望之间关联不大。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作为一种绵延千年的社会存在，仍然积蓄着自我生存的内在力量。农村发展在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凋敝后，借助新农村建设的拉动力，开始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农村社会自身的上升性流动也在很多地区快速出现，农村社会流动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