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农村智力流动：挑战与应答

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村是社会的荣耀，农民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农民在我国士、农、工、商的序列中处于第二的位置。在当今，农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其中不乏贬义。对农村和农民的误解和偏见说明农村已经褪去了昔日的荣光，退却到了社会边缘。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13]。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显著分化，原来被人们惯常使用的农村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难以恰当涵盖各种发展形态和水平的农村社会现实。人们不经意间仍在使用的农村概念，实际上既涵盖那些发达的、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农村（如江苏的华西村），也内在包含着那些仍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原生态意味很浓厚的农村，还不排斥处于上述两种相对极端状态之间的、有着不同发展水平的形形色色的农村。因此，研究者选取的不同研究切片，既要保持其相对的完整性，以便能够凸显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又要使这些切片构成相互关联的整体而包含必要的丰富性，从而能够尽可能更好地反映丰富多彩的农村社会；此外，通过这些不同切片以及切片之间的合理连接能够较好地反映农村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这样，一个个经过精细选择的切片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个独立个案或个案材料，又可以通过一张无形的网把这些相对独立的切片背后的社会景观勾勒成整个社会的宏观图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和强化了存在着高工资经济和低收入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由于受比较利益的影响，低收入部门自然会成为高工资部门的劳动力“蓄水池”，只要有机会和渠道，处于低收入部门的人群就会努力争取进入高工资行列。这也是农村社会流动或智力流动的经济社会动因。农村向城市或者说农村人向城市的单向度社会流动或智力流动是城乡不均衡发展的一种社会后果。如果听凭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无序流动，它容易产生两种消极后果：对流入地而言，流量和流速不合理的社会流动或智力流动必然超出其吸纳能力，会引发交通拥挤、贫民区增加、社会骚乱和动荡加剧等社会病[14]；对流出地而言，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流出，必然损失人口红利，造成流出地的人力和人才资源损失，导致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力结构弱小化。在广大乡村，很多地方的常住人口被人们戏称为“996138”部队，即农村常住人口基本上由老人、小孩和妇女构成，农村呈现凋敝化和空壳化态势。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体制改革引发了中国大规模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松动，首先是从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农业的发展和富余劳动力的产生是农村体制改革带来的两大明显结果；与此同时，受比较利益的驱动，农民开始纷纷向城市和发达地区转移，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规模社会流动。所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大规模社会流动是从农村开始的；第二波社会流动才从城市的底层开始出现：城市中没有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包括刑满释放人员）由于在原有的体制内无法获取充足的社会资源，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下，纷纷加入个体私营行业，借政策倾斜迅速致富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向上社会流动；第三波社会流动则是从公有制内部涌动的，“下海”、“孔雀东南飞”等词语比较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这种现象。与此同时，原有制度性壁垒逐步松动，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质量和社会流动自由度的影响逐步增大[15]。

与此同时，权力因素向市场因素逐步让位，教育筛选、人事筛选、市场筛选和政策筛选同时对个人社会流动产生作用。就农村自身而言，农村改革促发了农民的社会分化（尽管农民的基本身份地位尤其是户籍身份没有变化），由此有了我们所谓的务工农民、经商农民以及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等多种形式的称谓；同时，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处于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社会流动。早期的农民社会流动被贬称为“盲流”，农民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出现后，“农民工”的称呼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人们使用“进城务工的农民”、“农民工”等概念来描述这种社会现象或这类人群。与此同时，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使得工人分化为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以及私营企业工人等；知识分子也由于同样原因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化中；城市社会还出现了中产阶级、企业家和下岗工人等新社会阶层。(www.xing528.com)

概而言之，经过一段时间的渐变和突变后，社会流动已经越来越常规化。尽管体制性阻碍因素仍然存在，但常规化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呈现出主流势头，高等教育和一般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形式意义上几乎城市的任何岗位都有起码的学历要求）。据此可以预言，在我们的未来社会中，高等教育将会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制改革而成为我国主要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和动力性基础，农村社会流动的智力意味也将日益明显。

与此同时，社会也越来越开放，开放性社会比封闭性社会的社会流动更加频繁。社会流动无论是在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方面，还是在流动的数量或者流动的速度方面，都表现得更加显著。有学者认为，我国新一轮社会流动的结构动因[16]可以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城市化和产业及职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大量可获得的社会位置空缺。白领职业位置的大量增长造成了代际和代内上升社会流动的强劲势头。城市化和职业层次的升级，形成了一个向上社会流动链条。二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生育率差距扩大，造成相对地位较高的社会位置存在越来越多的空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施的严格生育制度（值得指出的是，一孩政策在2016年被全面二孩政策取代，但其社会影响暂时还无从观察和准确预见），使处于社会中上层者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都受到严格控制，而社会发展产生更多社会中上层位置，这些中上层位置的空缺需要由出身较低阶层家庭的人来填补。三是代际间可继承社会位置极大减少，尤其是带有明显的赞助性流动色彩的接班顶替制度已经大面积废除，以上升或下降为特征的垂直流动空间有扩大的可能。四是限制流动的制度性因素减少，户籍制度、身份制度、单位制等制度方面的松动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由于制度的改变，如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身份制度日渐松动，社会地位的获得由依赖赞助性流动而转变为更多地依靠个人竞争而实现竞争性社会流动，加上原有体制和新的市场机制都承担分配社会地位的功能，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和社会流动形式。五是大众化的教育体系确立并迅速发展膨胀，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下阶层的个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实现上升流动。六是工业化的劳动模式促进了社会的等级分化，这种等级分化结构有利于刺激人们的上升流动欲望。根据有关研究，自1978年以来，在城镇职业构成中，白领职业得到扩展，蓝领职业相对减少。在1979年以前的城镇身份制划分中，干部与工人的比率在1∶5至1∶6之间[17]。在中国城镇社会中，代际和代内流动的变化趋势都证实了体力和非体力工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扩大，社会边界趋于清晰。与改革前相比，蓝领工人的社会位置相对下降，而干部和专业人员的社会位置相对上升。体力劳动工人直接上升进入干部和专业技术群体的机会相对减少，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直接下降为体力工人的概率也降低了。而低层白领成为二者升降的缓冲地带。阶层边界的清晰和阶层标准的变化使人们的差别意识觉醒，在原来僵硬的身份制度松动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借助新的制度，实现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