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与智力流动：挑战与应答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农村智力流动的总体背景。“社会转型”，从其字面意义上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然而，严格地说，人们所使用的社会转型这一概念其实是含义丰富甚至富有争议的。比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把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4]。为了避免歧见和纷争，笔者试图把自己对社会转型的理解作以下归纳。

1.社会转型的含义

社会转型最初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主流理解一致。我国开始频繁使用转型这一概念，在1992年前后。社会转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经济基础转型。即由传统农业为支柱性产业向工业和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转型，就业人口也发生相应变化。（2）社会劳动方式转型。即由传统手工劳动方式转变为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3）社会结构转型。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加剧，由按照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而形成的社会分工转变为依据社会结构和功能来实现的高度职业分化和专门化，社会结构由同质单一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4）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转型。家庭和血缘组织功能开始弱化或者出现功能性转移。教育、抚养和娱乐都日益走向社会化，尽管家庭的经济功能可能更为强大但对社会的依赖性会明显增加；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成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和个人部分生活功能由社区组织替代。（5）社会活动空间转变。社会生活由以农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农民向市民转化。（6）社会由分散和封闭走向集中和开放。社会化大生产、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使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7）社会权威和管理方式转变。社会由传统权威和家长式管理走向法理权威和科层化管理[5]。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和完成以上的系列转变，所以被称为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和制度等在内的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的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把农村纳入现代社会的轨道，如何实现农村智力输出和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如何通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和社会竞争力，如何促进农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如何提高社会幸福总量和增进人民的幸福感，这些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也是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和心理保障。社会转型过程，往往也是社会利益重新分配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阵痛曾经更多地甚至过多地由农民和农村来承担。这种做法，一方面确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降低了工业发展成本、保障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逐步使城乡差异制度化（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边缘的农村由于一度借助联产承包等系列新政策，其发展速度优于城市，城乡差距也在缩小，但城乡制度设计上的差异很快又引起了城乡差距反弹并呈现拉大趋势）。在转型阶段，如何实现农村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如何把一般性社会流动转向内含更多知识技能元素的智力流动，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2.社会转型与城乡关系变化

我国制度性设计中的城乡壁垒使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具有社会地位提升的隐性含义，这在计划经济年代尤为明显。在当时，有非农户口的城市游民与农村漂亮姑娘的结合常常被理解为是合情合理的婚姻，因为前者改变了后者的居住地并使后者提升为城市人而获得城市人的身份和相应的一系列特殊资源，后者某些方面的牺牲不但换取了农村向城市的地理流动，而且实现了向上意味的地位流动[6]。因为城乡的二元分离，使城乡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它们实际上隐含着身份、价值和观念等许多内容。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福利保障、就业保障等诸多方面不但存在着制度化的身份差别（首先表现为非农人口或非农户口主要集中在城市），也实际上存在着职业差异（如非农职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心态上的差异。所以，即使从职业意义上来看待地位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直到今天，仍然包含着地理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双重改变，而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中介力量或制度力量引起的农村向城市的这种跨越制度壁垒的空间流动则是一种最容易观察的社会地位流动形式（当然，这带有中国的特点），这种社会流动形式与农民工自发进城仍然有着极大区别。因为农民工在目前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制度化框架内，他们是城市中地位最低下、最不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福利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社会流动都只具有地理空间流动的含义，缺乏社会地位上升的含义。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引发的社会地位流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的“跳农门”（即改变农村人口的身份和职业地位，实现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跃龙门”（农村人口实现了社会身份和地位质的飞跃，即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并被纳入城市的职业体系和福利系统，而不像农民工进城那种缺乏制度性保护而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

要准确了解和理解城乡关系，首先要认识农村和乡土社会。从传统意义上说，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村落。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它所建构的熟人社会[7]网络对人们的生存和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它可能比人们的职业身份改变和居住地的变化有着更多深刻性。而城市就不同，因为它是更具社会现代性的产物或者现代化的一种标志性产物。尽管城市社会中也存在血缘基础，但没有明显的地缘基础。尽管城市人在地理空间上可能十分接近，但在社会空间上却是十分疏远的，城市是一种陌生人社会[8]。正由于以城市为重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关系而连接成的社会，乡土感情不再是重要的社会维系力量。因而，在现代社会里，乡土在许多人的眼里，已经不再具有神圣的意味，甚至被蜕变为土气、愚昧，乡土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这种认识对人们的社会行动或交往行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城市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不但影响社会实质结构的形成，而且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它不但影响社会流动的方式，而且对各种影响社会流动因素的排序产生牵制作用。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向城市的社会流动迅速推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松动、城乡边界逐渐模糊，这些力量共同作用而产生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方面对社会流动产生积极影响并唤醒人们的差别意识和利益观念，驱使人们产生改变这种结构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流动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性化水平。因为在这种既定社会框架下，个人才智无法成为影响个人各种地位因素的决定力量，而个人的生命历程的有限性和现实中的茫然无措感会共同诱发人们在心里滋生出强烈的宿命感。与此同时，如果职业既无法成为经济分层的最佳指标，又无法很好地体现政治分层和声望分层，就有可能使这些指标的相关性显著降低，从而导致人们的主客观评价不一致，容易滋生幻灭感等消极或复杂的社会心理感受。(www.xing528.com)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明确了土地国有。农村则通过集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把生产和生活一分为二，个人获取生存资料不能再简单地依靠血缘关系，而需要转向超血缘关系的基层组织。这种组织是以国家权力为前提的，家庭的经济形式结构也因此而改变（如传统的男耕女织或男主外、女主内），但以消费为特征的生活还是需要以家庭为基本形式（尽管曾经出现过大食堂，但历史很快证明其缺乏生命力）来保证。由于生产和消费的隔离，劳动者的劳动与利益关系存在着距离，造成农村社会保健性因素[9]缺失，激励性因素[10]实际上也失去了物质性保障，因为整个社会劳动效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劳动监督和协调成本却维持在高水平甚至很高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的阶级结构或阶层结构除了被排斥的部分人外，在整个人民内部主要存在着两大板块、三个层次（尽管我们当时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社会分层，因为我们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消灭工农、脑体和城乡三大差别）：即人民内部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大板块，他们处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属于非农业人口的城市职员则分为边界比较清楚的干部和工人两个阶层，他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网络，如前者由人事部门归口管理，后者则由劳动部门统一管理；属于农业人口的农民则属于最低的第三个层次。三个层次之间的身份差别是个人不容易逾越的。

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职业地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单位制等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属于非个体经济的职业领域仍然以单位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和分配单元，对这一职业群体的大多数人来说，个人生存发展的资源仍旧主要甚至基本来自单位。换句话说，是单位而不是职业本身近乎先天性地决定了个人劳动的基本价值或价格。同一单位内的业绩与报酬之比相对合理一些，其合理性至少高于单位之间业绩与报酬之比的合理性。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这些制度性手段主要有：户籍身份制、生产和分配的单位制、管理的行政制以及劳动与身份相连结的劳动人事制度），将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给个人，形成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以此构成社会的基本分层体系和社会结构形式。通过户籍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把全体社会成员区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种基本身份，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壁垒，要想改变这种身份关系十分困难，其渠道也十分有限。行政制在身份和单位基础上赋予一部分人以及几乎所有单位以一定行政级别，这种级别将不等量的社会资源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到不同级别的个人和单位身上，使社会资源和它的实际使用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上述制度性手段存在着以下弊端：一是制度的刚性化造成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压抑。二是社会地位带有先赋性，缺乏自致性，也就是说，个人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难以成为获得社会地位的直接依据，或者说能否进入特定制度框架内比个人奋斗重要得多；社会地位结构的刚性化和先赋性，造成利益差别固化，人们容易把不公平所产生的利益矛盾指向国家、指向社会制度。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各种行业进行的轮流安抚（如1980年代末期，政府为了改善教师经济地位而给中小学教师增加10％的工资，结果教师增加的工资还没有到位就已经引起许多艰苦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攀比并率先上调工资，导致教师工资不但没有出现由政府承诺的从老九提到第一的趋势，反而降到当年的第十）效应的制度性原因也在这里。

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在农村，村组织是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基础。建基于土地制度以及相应的经济活动、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上的城乡差异和村落差异，还有与土地和管理相关的农村身份等共同维护了村组织的这种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扩大步步蚕食和动摇家族村落文化赖以依托的经济基础，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则以新的理想和新的意识形态冲撞着古老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动摇其社会制度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由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逐步弱化，乡土社会的特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对社会的挤压，“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迅速形成。这种格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确实具有积极意义。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使国家迅速从动荡中稳定下来，为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遗憾的是，这种格局没有随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适时做出合理调整，反而慢慢衍生出新弊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模式没有很快地走过它的过渡期，反而进一步僵硬化，从而造成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实行法定的城乡隔离制度的国家之一[11]。在当时，融合城乡的纽带，从社会流动意义上说，基本上只有参军，当工人或升学。甚至通过婚姻实现农村个体向上社会流动也十分困难，因为城市里的游民也比农村人的地位高，而婚姻是以“门当户对”或者说以“同质婚姻”为主要形式的，城乡的制度化隔离实际上也形成了城乡间的婚姻阻隔。

与此同时，我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遭遇了一次次来自社会变革的冲击，具体而言，大约可以分为四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从1920年到1952年的历次土地改革，彻底动摇了家族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二次是从1952年到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不但在经济上对农村社会进行了重建，而且在社会体制上向真正实现一体化轨道发展并在广大农村实行政治重建，动摇了家族村落文化的政治基础，世俗权威从此被行政权威一步步取代；第三次是人民公社阶段，在组织原则上采取“政社合一”，在社会体制上则实现了向农村的深度延伸，国家意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通过基层政权实施最大范围的渗透，家族村落文化失去了制度基础；第四次是从1978年至今，中国农村改革拉动了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帷幕，社会分层出现了制度性松动。由于受经济和政治（政策）改变的影响，社会流动加速，社会流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确立以及社会流动秩序的维护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真正开始全面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和大变革（这里指的主要是社会阶层而不是社会政权或社会基本秩序等方面的动荡、分化和变革）的新阶段，社会结构从社会分层和流动意义上出现了显著变化。

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社会流动不是社会发展自然调节的结果，而是政治力量或政权力量进行人为控制的产物。每当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出现不相称发展格局时，国家往往采用人为手段推动人口的社会空间流动。我国从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迁移，就出现过遣返“五类分子”、下放城镇人口、干部下放劳动、兴办“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多种形式[12]。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动员5000多万名市民到农村去，其中2000多万名知青属“上山下乡”，注销了他们的城市户口。尽管当时的口号是自愿，采取的方法却是动员甚至强迫。不管这一行为的政治动机多么美好和善良，结果却不如人意，至少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一政策甚至造成了许多小人物命运的起伏浮沉（如“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知青遭遇了青年时代的下乡、中年时代的下岗和抚育孩子时期的教育收费等诸多对他们来说带有明显偏向负面影响的社会大变动，他们几乎承受了所有政策大变动带来的代价而得不到应有补偿或舆论、道义上的抚慰）。从社会结构性变迁和社会流动角度看，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社会流动反例，因为它既与社会发展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迈进的基本进程相违背，也无法动摇坚如磐石的城乡壁垒，它只是遏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一种人为手段。这种社会行动，严格地说，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践依据。但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农村结构的超稳定性和强大的包容性。从长远看，这种农村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和包容性对社会流动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概而言之，高等教育推动的农村智力流动作为农村社会流动的高级形式或阶段必然与乡土社会结构性变革相协调。而现在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现状的形成，既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也与新中国的一些政策性和制度性安排直接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比较注意政治上的动员和对社会资源的国家全面控制，但没有从经济制度上保障和激发农民对经济利益逐步提高的要求，而是采取制度性的城乡壁垒来限制城乡人口（实际上主要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社会流动，并且从经济上通过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实现工业资金的积累并降低工业发展成本。在这种社会结构下，走出农村、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化就成为农村社会的普遍理想。正是在这种独特社会结构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等教育或职业性教育实现的农村人口向上社会流动，不但使许多出身农村的人通过接受教育可以合理合法地进入中国新生的文官系统或技术行业，实现了自身地理意义和地位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或智力流动，而且往往实现了下一代身份和地位的转变（这种社会流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伴随性社会流动，它有别于社会流动研究中的所谓社会流动的代际效应，因为它带有旧式的世袭意味，充其量只是一种赞助性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