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流动演化成智力流动是一个关涉社会结构变化或社会整体面貌变化的波澜壮阔的长时段历史事件。对于这样一个现实意味很强、演化路径尚不够清晰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它加以把握，有其独特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这样的任务，让一位研究者在有限时间内加以很好的把握和完成，应该是力所不逮的。因此，把农村社会流动这样的大问题，切分成若干小问题或划分成不同发展阶段并把它们分别放置于若干相对狭小的时空中来加以探究，然后通过寻找并形成一个个好的个案来追求研究深度，通过个案之间合理的连结，使之成为能够共同说明主旨的个案群，是做好这一论域研究的现实路径。值得指出的是，如何通过个案和个案之间的合理连结来实现研究者所期待的学术抱负，需要人们对作为研究方法的个案有更加深入的领悟[1]。
不管是需要一定教育支撑的农村社会流动或高等教育推动的农村智力流动，在外显形式上都是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客观呈现，而农民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遭遇，同他们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含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容易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暗中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而做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2]。事实上，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生存伦理：生存而不是发展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组成了农民的生存逻辑；或者说，在严酷而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农民实在无暇顾及发展或利益最大化。所以，代价最小，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经济、最理性的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近若干年见诸报端的大量农村孩子放弃高考的真正原因了）。正由于这种特殊境遇，所谓的共同利益不足以唤起农民的理性，我们要么容忍他们“搭便车”，要么找到克服“搭便车”的具体机制，使积极参与成为农民在社会行动中的最佳选择。同样道理，动员农民融入社会流动大军之中的真实力量，不应是基于空洞的口号，而应是植根于每个农民对利害的权衡。可以肯定，使农村社会流动逐步呈现出明显的智力流动色彩，既是农村人自主理性的选择，也是对外在比较利益主动与被动权衡的结果。教育作为一种智力流动手段、机制或者隐含在其中的力量，我们应如何来看待它，如何看待教育与农民行动之间的连结，这是需要研究者努力回答的问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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