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智力流动：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的互动

农村智力流动实际上包括智力输出和智力回流这两个向度相反但常常紧密相倚的侧面。说其向度相反，是指流动的指向或方向是相反的，其流动效果可能也相反；说其相倚，既指二者之间需要保持合理的平衡，也指它们在某些特殊时段可能分离或失衡，或者它们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背离，一旦长久背离，容易衍生出社会问题。

智力输出这一概念是从人才外流和智力流失等概念逐步演化而来的。人们最初言及的人才外流，从国家层面看，是指一些国家花费大笔智力投资培养造就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移民其他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遭受智力损失；而对引进科学技术人员的国家来说，他们没有花费前期的任何智力投资就获得了人才，这些人才很快就能创造可观的社会财富。从单位或者群体层面看，智力流失是指某些人才因某种原因离开本单位、本地而就职于他单位、他地的现象。对人才流出地或流出单位而言，这种人才流动造成其人才流失，产生智力损失，人才外流不仅使单位的智力投资得不到回报，而且造成技术专长的流失。简而言之，人们早期对人才流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消极方面，认为智力流失（brain drain）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并值得关注的问题。持这种观点者通常认为，智力流失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竞争力上的差距，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以及发展后劲等方面都有消极影响。这种观点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也颇具市场。即使到2010年，仍有学者指出，“中国是精英人才第一大流失国。截至2009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2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49万”，并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了诸多对策[13]。

事实上，人才流出与回流是有规律可循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单位从人才流出到智力回归一般需要经历三个前后相依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人才净流出期，其主要特点是人才流动主要是输出性的，回流的人数很少甚至没有，总体上是流出的人才数量大大多于回流的人才数量；第二阶段是流动转折期，其主要特点是流出的数量依然比较大，但智力流动呈现出回流数量增多和回流意愿增强的趋势；第三阶段是流出与回流平衡期，这一时期人才流出与人才回流开始走向平衡，不仅出现本国、本土、本单位自身意义上的智力回流，也出现外来智力输入的现象。

就本研究论域而言，农村智力输出已经逐步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向，即从单纯的“孔雀”、“麻雀”等“东南飞”（即各种层次的人才或者人力向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带的输出）开始向以“回乡创业”等新形式、新格局的社会流动转变。换句话说，农村智力流动开始出现由单纯的智力输出向智力回流转向的苗头，这种苗头能否汇集成智力回流的洪流，则需要假以时日并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来支撑。

智力回流这个概念最初是指暂不归国的外流科技人员短期回国进行讲学、咨询指导等。事实上，“智力回流”不同于“人才回流”。“人才回流”是指人才本身的回归，“智力回流”是说学识、才能被带回。就农村社会流动这一论域而言，用智力流动或智力回流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少，人们还习惯用农村社会流动甚至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或者农民工现象等概念来描述。实际上，从农村社会流动的现实驱动力看，主要有制度推动导引的智力流动和农民自主性社会流动两种[14]。通过高等教育途径导致的制度性农村社会流动，人们偏向于将其视为智力输出（带有智力剥夺意味，这种流动实际上根源于不平等的城乡结构、城乡关系和工农结构、工农关系），人们言及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即农民工）现象，这些劳动者被人们视为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前甚至将其指称为剩余劳动力，这种说法带有贬义色彩）寻找出路的一种方式，没有把自主社会流动的农村人口视为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智能的智力携带者，仅仅将其当作体力携带者。

有鉴于此，本研究指称的智力回流是同农村智力流出、劳动力转移相关联的概念，是指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把知识、技能带回农村的过程或行为。智力回流不等于人力资源的回流，它强调的是知识、智能的回流，其间可能伴随着人力资源的刚性回流，也可能是人力资源的柔性回流、虚拟回流，这些不同回流方式的共性是在智力层面上存在着向农村输入或者说回流（用回流主要是针对农村一直处于劳动力和智力输出这种状态而言的）。

必须肯定，人是智力的载体，智力回流肯定要以人的回流为依托，但智力回流不等于人的回流，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存在样态，既可以伴随人一起回流，也可以不伴随人而仅仅是智力层面的回流。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智力回流可为农村引进智力提供更大灵活性并扫除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和行动障碍。概而言之，农村智力回流主要有三种可能样态：（1）刚性智力回流。这种智力主体回流的特点是“回土又回乡”。比如毕业后回到农村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即属于这种类型。刚性智力是推动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回流智力的主体。打工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创业，也是重要的刚性智力回流。（2）柔性智力回流。这种智力回流犹如“候鸟”，这部分回流智力主体的特点是“人回，家不回”、“两边安家”或者借助智力中介实现智力回流。比如，他们把家安在城市，平时工作地点也在城市，到农村工作属于外援性质，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飞来飞去。对农村来说，尽管这部分人所提供的智力不那么固定，但这种智力回流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回流智力的层次。（3）虚拟性智力回流。这种智力回流是“信息型”回流，其特点是“智力回，人不回”，即智力回流主体提供的智力主要借助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介为农民提供智力服务。如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教育，帮助农民解决所遇到的难题，就属于虚拟性智力回流。虚拟性智力回流属于给农村发展提供智囊支持。在网络普及程度越来越高、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大环境下，这种回流方式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根据智力流动的规律及流出与回流的关系，智力流动一般可以更细致地分为四个时期[15]，具体到农村智力流动，其从无到有，大体上会呈现这样一些阶段：（1）前智力外流期。这一时期智力流动的主要特点是低外流率、低回流率，人们甚至对智力流动持基本否定态度。我国改革开放前，农村智力流动就处于这种阶段。（2）智力流失期。这时期的智力流动表现为高外流率、低回流率。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农村的智力流动基本上处于这一阶段。（3）智力回流期。这一时期外流率继续缓慢增加，但回流率迅速提高。从21世纪我国出现较大范围“民工荒”现象开始，我国农村智力回流已经在农村局部悄然发生并有蔓延之势。（4）双向稳定流动期。这一时期，外流率与回流率相当，二者都处在较高水平，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有必要指出的是，农村智力流动的流向和流速以及流向与流速的变化常常受到以下因素影响。具体而言，这些影响农村智力流动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支持系统因素。它主要包括人才或劳务引进市场、人才交流市场和专利技术市场等。第二类是政策支持系统因素。它主要包括智力流动政策、人才使用政策、人才激励政策、人才保障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和人才流动迁移政策等。第三类是城乡和工业推拉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收入水平与待遇高低、工作环境与条件、人际关系与民主氛围、晋升与学习机会、流动机会与自由程度、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等。

[1]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4：424.

[2]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封底.

[3]《新语·述事篇》中有这样的言论：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辅政篇》中有：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居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故杖胜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馋者灭，杖贼者亡。

[4]《汉书·董仲舒传》：“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www.xing528.com)

[5]黄留珠在《秦汉仕进制度》（81—86）中指出，汉代当时各级官吏12万名，大部分被军事新贵所占据，“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的矛盾十分突出，刘邦也已经明白了马上得到的天下不能用马上的方法来治理的道理，到汉武帝时“树立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而且也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规定”。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334），认为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这是两汉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230），则认为汉代实现了以军功向以教育成就选贤纳士的教育选拔制度的转变，儒术成为取士的主要依据。

[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66.

[7]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J］.人口研究，2010（2）：31－34，55－56.

[8]彭拥军.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79.

[9]希尔斯.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40.

[10]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9.

[11]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12]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36.

[13]王辉耀.中国如何应对“人才外流”［N］.南方周末，2010－06－24.http：//www.infzm.com/content/46705.

[14]彭拥军.走出边缘——农村社会流动的教育张力［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15]张再生.中国的智力回流及其引致机制研究［J］.人口学刊，2003（6）：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