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答：高等教育与农村智力流动

可以肯定，农村智力流动实际上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人才（或者人力）资源匹配的重要方式和过程，但这种流动过程隐含很多超越经济学的含义。正如一位青年学者在其著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中饱含深情地写下的这样一句话：“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如果从高等教育与农村发展互动视角看，这句话实际上试图从人文意义上揭示变动社会中出身农村而身居城市的人们对往昔的感怀与对归属感的追寻。

从历史视角看，实现社会流动的方式因社会不同而呈现差别。在古代，个人在捕猎和种植等方面在体能与智能上的优越性常常是赢得社会地位或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依据；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教会是拓通社会阶层的重要通道；在依靠武力开疆拓土的时代，军队往往充当着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工业革命后，在贸易和制造业上的成功，往往成为一个人进入上层社会的现实通道；在传统中国社会，权力与知识的结盟是因为知识可以为权力所用，可以增强权力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权力可以保证知识产生更多的影响力并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唐代“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说法则比较通俗地描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政治景观，比较直白地说明了教育是获取权力、财富、声望乃至其他重要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

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使教育成为提升个人以及家庭或家族地位和声誉的重要手段。在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权力的实现产生了重要作用，儒术也被政权所重视。儒士陆贾在《新语》中，提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3]。孙叔通制定朝仪并成功地通过借助宏大排场的皇家礼仪来彰显皇帝身份的显赫，并使仪式在中国演化为制度和文化。董仲舒则认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极力主张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4]等文教政策。因此，有学者认为，汉代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借助教育培养文官的制度[5]。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实际上一直包含两种并存的升迁渠道：一种主要凭业绩，一种主要靠血缘。从社会流动视角看，这两种影响官员选拔和升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分别指向竞争性和赞助性社会流动，而赞助性流动常常是主流渠道，竞争性流动则充当着社会“减压阀”的作用。(www.xing528.com)

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同样很多，出色的球技、演技甚至出众的外表都可能成为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换句话说，某一方面的独特性和突出性，一旦能够被社会认可或具有市场价值，就可能引起个人的向上社会流动。高等教育能够产生普遍性的向上社会流动作用，则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分不开。而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主要受人权思想的广泛传播、科学技术因素的推动、民主国家建立和建设的要求等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教育不仅成为人们的权利和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且成为牵涉亿万人的事业。随着教育机会不断扩大和受教育层次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在当前社会中对人们职业选择、职业转换和地域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个体意义上说，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影响人的命运；从社会角度看，教育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形成或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社会文明发育的程度和水平。概而言之，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育的程度和水平；高等教育在一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影响区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潜力；高等教育接受者在一个行业中所占比重大小往往最终影响该行业的社会声誉和职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