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红旗渠总干渠第二期工程(河口至木家庄段)全线开工,该段全长10.619公里。为了加速渠道通水,从本期工程开始,先修建渠墙高2.5米、底宽8米的小断面渠道,待3条干渠修成后,回头再加高加固,达到原来的设计标准。
第二期工程是在林县境内施工,民工们大都住进了老百姓家,当地群众也欢迎修渠民工到家里住,就像当年接待子弟兵一样。自家老小挤在一起,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修渠民工居住。有的住户甚至还拿出了被褥为修渠社员们御寒,修渠社员们在生活上要比第一期工程时好多了。在地势上,来到林县境内,渠线大都在太行山的缓坡上,很少有像第一期工程时那样的悬崖绝壁,安全系数也高了些,这都为民工们鼓足干劲、劈山修渠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旗渠第二期工程一铺开,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各项物资非常短缺。原先县里计划和准备好的工具、炸药、水泥等在第一期工程施工中用得差不多了,群众上渠时自带的工具也坏的坏、毁的毁。所以,第二期工程一开始,来总指挥部要铁锤的、要钢钎的、要炸药的、要水泥的人成群结队,物资供应股招架不住,就都挤到了总指挥部办公室,不给他解决问题,他就是不走。缠得几个领导白天夜里脱不了身。开始还能从机动储备库里解决一些问题,后来确实没有了老底,谁再咋纠缠也没有东西了,个别工段出现了停工的危险。县委领导共同商量,一定要千方百计挺过物资缺乏这一难关。
对此,县委主要领导召开各公社领导会议,县直机关、各厂矿企业负责人会议,在全县群众中开展一个支援红旗渠建设的热潮。动员社员群众把家里存放的一时用不着的修渠工具、水泥、炸药拿出来,多少不限制,公平交易。
在各级领导发动、媒体广泛宣传和各方面大力配合下,一个支援红旗渠建设的热潮在全县迅速形成。有锤的往外掂锤,有钻的往外拿钻,有钢钎的往外扛钢钎。有的家庭准备劈石头盖房刚买了几斤炸药,听了领导动员后,自动推迟盖房,把炸药抱了出来。有的家庭准备糊井,刚买过几袋水泥,听了广播宣传后,就把水泥推了出来。众人拾柴火焰高,积少成多,各公社收集的锤钻钢钎成堆,水泥成垛,炸药成箱,汽车忙了好几天才拉完,解决了红旗渠上的燃眉之急。
同时,采购工作也有所进展。
当时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上我国的经济困难刚初露端倪,各项物资比较紧张,不管多么需要,只要未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没有领导的批条,什么物资也弄不到。所以,采购人员在外是十分辛苦的。全县上百个采购员,都把红旗渠建设任务当做是头等大事。在外遇到的只要是红旗渠需要的东西,一律采购,跑遍全国,千方百计采购东西。在很短时间内,就为林县采购了许多需要的物资,有修渠工具,有建筑材料,有副食品,还有几辆新汽车,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保证了红旗渠的顺利施工。
第二期工程开工不久,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局面就显示出来,这时候,各项重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灾害严重,浮肿病不断发生。对此,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百日休整”,保人保畜。196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具体贯彻执行中,在河南省的一些地方,提出了“百日休整”,停止农村一切农业基本建设,水利工程一律下马,学校停止上体育课,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一刀切”,给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也给红旗渠工程建设带来很大危机。
在红旗渠工程动工之初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一看时机到来,立刻抓住红旗渠工程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做文章。比如修渠民工吃住条件恶劣,每人每天只有1斤粮食标准,住在山崖河滩,加上缺乏经验,出现过战线拉得过长、运输跟不上、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以及发生过几次伤亡事故等。抱怨说:“红旗渠是死人渠,如果把修建红旗渠的工和钱用来打井,早把林县淹了;修建红旗渠劳民伤财;杨贵带领群众修建红旗渠是想捞政治资本;修建红旗渠是县委头脑发热膨胀;眼下这么困难,修渠硬充好汉!不顾群众死活,死抱红旗不放!”等等。上级一些领导偏听偏信,指责林县说:“全国形势都不好,就你们林县特殊!你们为什么还要修渠?为什么还不下马?”“林县干部‘左’倾阴魂不散,死抱着红旗不放,现在还修什么红旗渠,已经发展成死官僚了!”这是因为林县曾经一度是全省、全国山区建设的一面红旗。又是喝令下马,又是通报批评,要求红旗渠工程立即停止,给杨贵和县委施加压力。一时间,社会上一些人又是告状,又是向上级反映,批驳攻击红旗渠。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层干部和修渠民工,有的动摇了,有的厌战了,有的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有的说:“现在生活这么苦,还劈山修渠,不如趁早收摊。”有的说:“全国都休整,咱也歇歇,喘喘气再干,工程这么大,也不是一年半载能修成的,以后慢慢来吧。”
县委和杨贵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前后左右都是顶头风,是停,还是继续干?如果不及时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林县全县来讲,当时的局面虽然是困难很大,但有利条件更多。首先,有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河南和山西省委都大力支持林县的“引漳入林”工程;其次,林县人民有建设“引漳入林”工程的热情和干劲,这是一个决定因素。山西省平顺县人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愿意让林县人民“引漳入林”并且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个难得的机会为“引漳入林”工程建设扫清了许多障碍,为顺利施工铺平了道路。总而言之,工程建设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抓住了林县、平顺县两县人民的根本要求,由此焕发出来的建设热情是难于估量的;第三,林县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几年来,公共积累比较多,当时有公积金7600多万元,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共有储备粮1.1亿多斤,这些粮食在灾荒面前正好派上用场,全县人民除了正常口粮供应外,每人平均100斤的储备粮,还可以用于生活补贴。特别是林县有男女劳动力近20万个,抽出1万人常年搞“引漳入林”工程,也只不过占总劳动力的5%,并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第四,干部和群众在几年来的大搞水利建设中有了一定的经验,特别是有了修建红旗渠第一期工程的经验,继续搞下去,轻车熟路,熟能生巧,越干越会干;第五,林县人民素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能吃苦,特别有韧性,特别能战斗,有着宁愿苦战、不愿苦熬的性格。所以,面对一时的困难,一定会克服,也一定能挺过去。
红旗渠工程如果下马,其后果是很严重的。首先,人心散了,挫伤了社员群众“引漳入林”、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积极性,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今后再想动员起来干谈何容易!这个损失是巨大的,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其次,红旗渠工程动工以来,3万民工远离家乡,历尽艰险,千辛万苦,完成了20公里长的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正在施工,现在如果下马,这一切岂不是前功尽弃、劳民伤财吗?随着民工撤走,接着便是渠毁水跑,全县人民用汗水和鲜血修建的20公里渠道也将前功尽弃,毁于一旦;第三,失去林县、平顺两县人民协作修渠的大好时机,今后这样的机会不多,林县人民将会留下一个千古遗憾。
通过权衡利弊,县委决定,既要考虑当时的困难情况,又要坚决维护广大群众的实际利益,红旗渠工程决不下马,要带领全县人民一鼓作气建成红旗渠,保护群众的积极性,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就在上级要让红旗渠下马的时候,中共林县县委顶住了上级的压力,主持召开了林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杨贵和县委其他领导认为:二期工程的咽喉是开凿600多米的隧洞,工程虽然艰巨,但是用人并不多。县委应该实事求是地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根据林县的实际统筹兼顾,灵活决策。中央指示一定要执行,但是红旗渠是林县的百年大计,工程也不能停,不能动摇,否则将来无法向人民交待。但方法上可以灵活,农忙小干,农闲大干,干一段成一段,总有一天要完成。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红旗渠第二期工程暂时停工,绝大多数民工11月底回生产队休整,留下几百名青壮劳力,啃下这块硬骨头。将来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分段修明渠。会议否决了要求红旗渠“下马”的决定。
1960年11月,总指挥部重新部署了修渠任务。按照上级关于实行“百日休整”的指示精神,全线除“青年洞”工段继续开凿外,其余全部停工休整。县委决定除留300名护渠队员坚持开凿青年洞外,其余民工全部于11月底下山回家休整,度过灾荒。
林县县委和杨贵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力挽狂澜,保住了红旗渠工程,使其得以能继续施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我国最困难的时期,作出红旗渠工程不下马的决定,这需要很大的魄力和胆略。
县委的决定传到红旗渠工地和后方群众中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前后方一片拥护声。特别是工地上的青年们,他们一致表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坚决拿下“小鬼脸”。一首顺口溜在红旗渠工地、在林县大地迅速传开:“共产党、毛主席,群众疾苦记心里。县委修渠决心大,宁愿上马不下马。为给群众谋幸福,敢冒风险顶着做。率领大家引漳河,这样的领导人人夸。”[8]
县委领导坚强,群众情绪高涨,原来那些消极悲观的人,精神也振奋起来了;原来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也消声匿迹;原来那些反对修建红旗渠的人一看风头不对,由明转暗,嚣张气焰也大大收敛。从林县农村到红旗渠工地,到处是一片支援和建设红旗渠的繁忙景象。
这年冬天,太行山里特别冷。根据工程进展和季节变化,红旗渠工程总指挥部决定留下少部分人在工地上继续打石备料,为明春大垒大砌做好准备,精简大多数人下山,养精蓄锐,以便来春大干。
原以为走人好办,没想到让谁走谁有意见。原来干得好的找到领导,征求意见,只要不叫下山,让干啥都行;原来干得不怎么样,或者在前段刮下马风时悲观失望以及说过风凉话的,把让自己回家理解为领导对他们的处分。各分指挥部领导向这些人做了好多解释疏通工作也无济于事,被精简的民工就是不走,还照样上工地干活。精简工作完不成,各分指挥部向总指挥纷纷告急。
县委考虑,群众修渠的积极性高是好事,这种劲头只能鼓不能泄,为了既保护群众的修渠积极性,又能完成民工精简任务,经商量研究,提出了签订合同的办法,就是红旗渠总指挥部授权各分指挥部与下山回家越冬的民工签订明春开工继续录用合同,保证春节后红旗渠大开工时还让这些人来修渠。合同书由总指挥部统一印制发到各分指挥部,各分指挥部盖了公章和分指挥长的私章,发给下山越冬的民工,每人一份。这样下山越冬,民工才算吃下了定心丸,卷起铺盖暂时告别工地。走时,总指挥部和分指挥部领导都为他们送行。
留下的人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和技术骨干,除青年洞上两支突击队300来人在劈山凿洞外,其余人都在工地上打料石,30多里的渠线上到处是石场,铁锤飞舞,人群相连。
三九隆冬,昼短夜长。修渠社员吃过晚饭没有事了,就三人一伙、五人一团的凑到一起打扑克、下象棋、玩小九九、弹杏胡,有的说故事、喷大气、猜谜语,还有的甚至赌博。打赌论输赢,等等。
县委领导发现后认为,晚饭后这段时间,正气必须占领,不然长此下去修渠社员思想难免要出岔子。经过研究,决定政治思想工作要跟上,通过各分指挥部迅速办两件事:一是以公社营部为单位,建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文化、学技术、学习毛泽东著作。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班上,分初级班和高级班两类。初级班主要学习毛泽东文章中的有关论断,比如学习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一文时,要求学会两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习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时,要求他们学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学习《关于重庆谈判》时,要求他们学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等。这部分民工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有的是文盲,所以每星期要安排两晚上文化课,由识字多的社员给他们上课,从“人、口、手、牛、驴、马”学起。每星期安排一个晚上为他们上施工技术课,由各分指挥部施工技术员负责,从开山打料石讲起,进而是垒砌灌浆等。每星期其余3个晚上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求心记口背。高级班的民工一般文化较高,除了技术课同初级班一块儿听施工技术员讲课外,其他时间都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对他们要求较高,发给他们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要求他们读原著,写心得体会,对《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要会写、会背、会用。除了学习,每星期留下来一个晚上的时间让大家搞卫生,处理个人私事。二是以各分指挥部为单位,组织文艺宣传队,把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活跃起来。各分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和民工爱好,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如诗歌朗诵、说快板、三句半、耍社火、扭秧歌、打腰鼓、踩高跷等。总指挥部政治思想宣传股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定期检查评比,原则上各分指挥部以在本住地表演为主,不提倡互相交流演出。如果有条件,春节期间可与住地群众组织联欢,共度元宵佳节。[9]总指挥部的通知下达后,各分指挥部立即行动起来。从此,天天晚上,从民工住地传出的是读书声、锣鼓响,无聊的夜晚变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夜校。寒冷的冬夜,燃起一股股火堆,劳累的修渠社员在学习和娱乐中消除了疲乏。
在第二期工程期间,青年洞的凿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上最大的一个隧洞,位于任村镇卢家拐村西,这个洞的上边是金鸡垴;进口左侧右边的高崭傍着一条深沟,崖壁陡峭,形如刀削,称为“小鬼脸”;中间像一块要倒下来的锅腰崖;东面是巨石累累的狼牙山。钻过狼牙山,便是洞的出口——寺沟。“小鬼脸”是一座高峻陡峭的山峰。那些悬崖峭壁,有的高耸入云,有的倾斜欲倒,有的凸向漳河岸边。由于太阳与风雨的作用,岩石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更添几分狰狞险恶,所以人们都称之为“小鬼脸”。可见,这是红旗渠的又一处艰险的工段。
青年洞设计洞长616米,宽6.2米,高5米,过水流量25立方米/秒,与明渠相同。动工后,横水公社民工曾在这里绕山开明渠,县委和总指挥部领导技术人员通过现场考察,看到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若采取绕山开明渠,需开渠道长约2000米,是钻洞长度的10倍,明渠路线长,费工费料,工程量大,施工难度大,经过反复考虑比较,认为除了钻洞外别无更好的方法,于是改进设计方案,确定开凿隧洞穿山而过,从“小鬼脸”半腰上钻个大隧洞,让渠道通过天险绝壁。
青年洞是一个咽喉工段,随着山势钻挖成弓形的隧洞,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这是一次攻坚战,也是修建红旗渠的一道最艰险的关卡,它的钻通与否,是关系到全渠线成败的大事。于是,在翻山越岭反复定线的基础上,组织了300多名男女青年参加的突击队钻洞。由于该工程施工队员由青年组成,所以这个隧洞取名为“青年洞”。(www.xing528.com)
英雄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出好汉。地势险要,石洞难凿,虽然千难万险,但是男女青年突击队员们,个个心比石坚,志比钢强,一致表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狼牙山就是一块铁,他们也要凿它一个窟窿。
1960年3月5日,一名青年腰系绳索,凌空作业,在崖崭上挖出炮眼,打响了开凿青年洞的炮声。之后,又选出4名炮手,用高木杆把炸药包顶在石壁上放炮,硬是炸开一道梯形小道,为民工施工扫除了障碍。接着,大队人马上阵。
开始从东西两头往里钻,为了加快速度和解决通风问题,加快工程进度,突击队在金鸡垴上设下三角套桩,有20多名下崭勇士,经常腰系绳索,手拿锤钎,身挂悬崖,悬空施工,打钎放炮,硬从洞外壁的崖眉上开凿了5个旁洞,其中有3个旁洞开凿在触目惊心的“小鬼脸”上,这样由原来的两个工作面逐渐扩大到12个,既加快了钻洞进度,又解决了通风困难。但渠道顺山势弯曲而行,在悬崖绝壁上的几个工作面能不能对准是一个难题。有关技术人员终日在崖壁爬上爬下,进行复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在开凿青年洞的过程中,面对艰巨的施工任务,青年们以移山倒海的决心,一锤锤,一钎钎地苦干,一寸寸地向大山腹部凿进。11月,工地党委执行上级“百日休整”指示后,改从全县修渠民工中抽调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继续施工。
这一带的石头是石英岩,坚硬如钢。青年小伙子开始用八磅锤,一连打钢纤数十下,才打出一个小白点,工效太低。对此,从洛阳市借来一部风钻机,只钻了0.3米深,就毁掉40余个钻头。从外地买回来的钻头不是硬就是软,唯独洛阳产的钻头勉强能用。为了解决钻头困难,从横水公社机械厂调来两名技工,经多次试验,研制出既不软又不硬的钻头,供给风钻机使用。然而风钻机移动不便,也不能满足工程需要,不久便停止使用。为了解决工效低的问题,他们使用了分层掘进法,掏空下层,再凿上层。这样,工程全靠人工抡锤打钎,一捶一钎,强攻硬打。后来换成十二磅大锤,他们抡背锤,舞圆锤,站着打,跪着敲,手震得麻木,胳膊酸疼,谁也不叫苦喊累。他们以“每天挖山不止”的顽强毅力,发扬无坚不摧的硬骨头精神,苦干、实干、加巧干。
开始的时候,他们打的是“一窝蜂”炮,在一个工作面上打好几个炮眼,由于眼小劲不大,工效提高不大,青年们觉得无济于事。经过细心观察分析,摸索创造了一种“三角炮”,即上边凿一个炮眼,下边凿两个炮眼,组成一个三角形,利用3个炮眼的冲力,一炮就可以崩一二米宽,而且崩得还很深。这样,钻开第一路,挖开凌空面,然后再用抬炮、立炮、深炮;瓦缸窑炮等爆破法开二路,使钻洞进度大增。他们还创造了“连环炮”“立切炮”“抬炮”等爆破凿洞新技术,使每个工作面日进度由0.3米提高到1米、1.4米直到2.8米。
洞钻深后,又出现了新问题:洞子越深,里面越黑,不仅打钎看不见,就连进洞也很困难。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开始用汽灯,一盏两盏不管用,多点几盏吧,那油烟气味又呛得人顶不住。他们只得用马灯照着打钎。
马灯的光是有限的,打起钎来等于摸着干。青年们又想起了一个好法子。用一大块玻璃镜支在洞口,将太阳光反射到洞里,洞内立刻明亮起来。这样虽然解决了一时的照明问题,可是遇到阴天和夜晚还是不行。困难难不住有心人。后来,他们想出了更好的办法:用柴油机发电照明。青年们从指挥部抬来了柴油机,边安装,边架线,两天没到头,洞里变得一片雪亮。解决了照明问题,青年们干劲更大,工程进度突飞猛进。
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红旗渠总指挥部为“青年洞”工地购买了发电机组,从根本上解决了照明问题,各个洞口的工程进度如虎添翼,一天更比一天快,钻洞进度快了。洞子越钻越深,新的矛盾又出来了,各个洞里都遇到了放炮浓烟排不出去的问题。尤其北面的洞口,夏季多北风,放炮后洞里烟雾缭绕,社员干着急没有办法,只有在洞口等着待烟跑尽后,再进洞施工。
有人从碾米用的煽车原理中得到启发,把煽车安到青年洞的各个旁洞里。如果放炮后有烟雾,就用煽车往外煽。这样,青年们有了煽车,再也不用怕中烟毒和被烟雾呛得鼻痛眼酸了,烟雾散得也快多了。再加上青年们进洞用树枝、衣服往外赶烟,烟雾在洞里停留时间越来越短,相对增加了施工时间,又解决了施工的一道难题,进一步加快了施工进度。青年们高兴得赋诗称赞:“钻透‘青年洞’,煽车建奇功。煽车呼呼响,烟雾都跑光。工效大提高,民工开口笑。困难挡不着,群众赛诸葛。”[10]
人为的苦难也不少,要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组,他们都是来检查红旗渠工程是否彻底停工下马的。每逢检查组检查,青年们收拾钢钎铁锤,抬煽车的抬煽车,搬炸药箱的搬炸药箱,像战争年代搞坚壁清野一样,埋的埋,藏的藏。必须拿走的,有抬有扛,很快收拾得干干净净,所有人和物料都藏到了深山野沟的岩洞里或荆棘丛里。
各种各样的检查组,从1961年冬季以来就没断过,十天半个月就要来一次,地委的、专署的、计委的、农委的、农业局的、水利局的等等,都是打着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水利工程、农田建设停工下马的指示的旗帜而来的。来了都要到红旗渠工地上走一圈,有时候还有两三个检查组同时来的。所以红旗渠上“青年洞”工程的施工十分艰难,有时候,刚躲过了这个检查组,才把收藏的工具搬出来,刚要动工干活,又来了另一个检查组,还得把施工现场收拾干净,躲到山岩荆棘中去,就这样停停干干。因为红旗渠是条“黑渠”,不在国家计划以内,也就是不在册,所以只好偷着干;偷着干就不那么大方,总是躲躲闪闪的,怕上级检查组发现了,回去一汇报,领导上怪罪下来,给戴上个“不听话”“顶着上”“目无组织纪律”“党性差”什么的罪名,装进档案袋里,就够你受半辈子的。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组的检查,县委领导商量:不能硬顶,要灵活一些,能躲避要尽量躲避,实在躲不开的,要说得圆滑一些。为此,杨贵利用原来在地委办公室工作时的老关系,建立了耳目——“情报员”。凡是省里、地区哪个部门到林县检查工作,一般地委办公室事先都知道,这时“情报员”立即往林县打电话。有关人员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红旗渠工地做好应付检查的准备。所以上级来林县检查了多次,得出的结论都是认真贯彻落实了上级指示,红旗渠工程已完全停工下马。
总指挥部干部和群众并肩战斗,他们和青年们同打一根钎,同吃一锅饭,同烤一堆火,同宿一个棚,并肩战斗,他们不但不“下马”,而且干得更猛了。不管风吹浪打,红旗渠上的青年洞仍在继续施工。大家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就这样,他们完全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锤一锤地打,一炮一炮地崩,苦战不止。
那是一个饥饿的岁月,时逢我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修渠民工摄取的是最低的热量,释放出来的是最大的能量。漳河岸边,炮声隆隆,打破了亿万年山川的沉寂,千仞万壁,锤声叮当。渠线在一米米地延伸,一个最普通的群体用最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壮志撼山岳,胆略泣鬼神。
1961年7月15日,对整个林县的干部群众来说,是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通过技术人员测量计算,先后经过1年零5个月的顽强奋战,坚硬的“青年洞”隧洞终于被钻通了。该工程共挖出石方19400方,投工1236个。[11]
青年洞这个咽喉工程的胜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县群众和干部修建红旗渠的信心和决心,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够钻通最险要、最坚硬的青年洞,修建红旗渠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呢?
当年一锤一钎凿出青年洞的青年突击队员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手中诞生的这个洞,日后会那么声名远播,那么荣耀。197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北京挥笔题写了洞名“青年洞”3个大字。
今天,青年洞已是红旗渠旅游风景线上一颗最璀璨的明珠,名震遐迩,声播海内外。人们写诗绘画,以表达赞美之情。下面的七律《青年洞》,就显示了这种情怀:“巍巍险崭入云霄,俯首漳河白浪滔。整日阳光稀少见,惟闻风啸伴狼嚎。青年凿洞狼牙壁,渠水流中悬倒礁。到过四眉小鬼脸,更知勇士志多高。”[12]
1961年春,林县又一次大旱,河道断流,库、池、井水干涸,土地龟裂,田禾枯死。6月份,全县16万人发生吃水困难,人们翻山越岭担水吃。可是,滔滔的漳河水却只能顺着红旗渠总干渠流到林县边境的河口村,又泄入浊漳河,根本不能发挥效益。尽管生活特别困难,广大社员群众还是迫切要求继续修建红旗渠。
按照县委的安排,6月7日,举行林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续建红旗渠的决议,6月9日,县委、县人委发出《关于红旗渠续建工程秋前施工方案的决定》,10月,红旗渠工程劳力增加到6200人。红旗渠总指挥部驻卢家拐村。
这时,县里经济、粮食、物资都很缺乏。县委充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社队勤俭建渠。需要大量的炸药,无钱购买,就把国家分配给农业上的化肥硝酸铵运到工地,群众找来锯沫,套上牲口用碾子碾,仅自造炸药一项就节约140余万元。石灰全部自己烧制。县里办了一个小水泥厂,当时水泥非常贵重,工地上的需要,都必须由总指挥部批条子。没有钢钎,就派人到部队找老首长求援,购买了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剩下的钢钎、炮锤。运回来后,把好钢钎截成几截,接在质量不好的钢钎头上使用。同时一物多用,用炸药箱子做水桶、灰斗、车箱。
1961年是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的第三个年头,红旗渠建设经受着严峻考验,资金、物资供应紧张,基于对红旗渠建设的不同认识,出现的议论甚至指责越来越多,县委的压力很大。上级个别领导几次催促林县县委,要红旗渠工程下马,县委经受着严峻考验。
县委常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红旗渠是林县的百年大计,不能动摇,但方法上可以灵活,农忙小干,农闲大干,干一段成一段,总有一天要完成。
干部群众忍着饥饿,团结奋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自1960年10月开始到1961年9月30日,胜利地完成了总干渠第二期工程(河口至木家庄段)的建设任务,红旗渠总干渠又向林县延伸了1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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