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漳河水是林县人民祖祖辈辈的夙愿，建国前就有人提出过。建国后，在历次中共林县代表会议和县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作为正式提案也曾经多次提出。为此，县政府曾请示上级政府解决，皆因条件限制而未实现。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被列入县委议事日程进行多次讨论。
由于红旗渠是跨农户、跨村落、跨地区的工程，这个工程需要动用的人力、土地、技术、资金等资源，绝非一村一家一户可以承担得起的。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政府来出面，林县县委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重担。修建红旗渠的筹备工作诸如工程的构想、技术方案的提供、可行性的论证、工程的协调、投资投工的筹划等，都是由林县县委完成的，这个团体是修渠工程的核心，其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随着水利事业的日益发展，中共林县县委对“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思想越来越解放，奋斗目标越来越高，胆子越来越大，“引漳入林”是林县人民治山治水的必然选择。县委原设想在全县有了几条中型渠道和水库，就能解决水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些水利设施，仍经不起大旱的考验，还不能彻底改变林县水源匮乏状况，必须到外界去引水，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才是长远之计。
1959年6月，中共林县县委领导成员组织3个调查组，到相邻县境考察新水源。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率领一个组赴山西省平顺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李贵率一个组赴山西省陵川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率一个组赴山西省壶关县。从调查考察的情况看，在淇河、淅河上游的壶关、陵川两县引水希望不大，有潜在能力的还是流经平顺县并绕林（县）涉（河北省涉县）两县边界的浊漳河。
杨贵率领的调查组，从河顺公社步行出发，路过东岗、任村两公社向平顺县进发，步行百余里，到达山西境平顺县，6月14日晚到石城公社，并与公社党委书记及石城大队支书、大队长进行了座谈。在详细了解浊漳河发源地、枯水季节流量和汛期时的最大流量以及常年平均流量后得知，浊漳河水源充足，常年流量为25立方米/秒左右，最枯季节流量也在10立方米/秒以上，汛期流量则更大。杨贵深入沿河村庄，访问群众，对浊漳河的流量和开发利用价值作了详细地调查研究，及时地组织水利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测。通过这次调查研究，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认为有必要引浊漳河水入林县，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林县缺水问题。
1959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大家分析有利条件，一致认为，浊漳河水源足，“引漳入林”是解决工农业用水和人畜吃水的根本保证；并决定提请地委、省委批准。会后，根据县委的部署，林县水利技术人员和干部共35人组成勘测队伍，携带测量器具，沿浊漳河西行，经过1959年冬两个月的测量选线，提出3个引水点：一是平顺县石城侯壁断下，就是以后的引水地点；二是耽车村；三是辛安附近，如果从那里引水，渠道可以从南谷洞水库大坝上过来，穿过马鞍垴山的黄露郊，从姚村水河村凿洞过来，还能建一个高水头大流量的发电站，并把南谷洞、弓上、要子街三大水库连贯起来。测量队汇报后，大家都倾向于后两个引水点。县委主要领导担心测量不准，又让复测4次。
10月29日，杨贵再次主持县委全体（扩大）会议，讨论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具体问题，研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会议决定兵分四路抓紧筹备：一路组织水利部门抓紧测量，迅速拿出施工方案；二路向新乡地委、河南省委请示；三路派人与山西省委协商；四路做好群众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条件成熟后，立即上马。11月28日，县委举行常委会议，听取第三次测量汇报，对耽车和辛安两处引水地点作了比较，大家都同意从辛安引水，决定按此方案设计。
在施测当中，测量小组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因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观测难度大，有时跪下观测，有时蹲着观测，有时架人梯观测；视线受阻时，又要涉水跨过浊漳河，到对岸架设仪器观测；为了布置通过峭壁时的测点，测量人员腰系绳索，垂吊放尺；为了量出渠线长度，在渠线位置上无立足之地时，又必须转到山下用辅助线来测距，一天上下数次，稍一失足，就有落入深渊的危险。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排除艰难险阻，用国产水准仪，一丝不苟，反复校核，设法测量到高精度，终于在短期内完成了总干渠定线测量，并画出渠底线，保证按时开工，为总干渠全面施工铺开了道路。尽管测点稀少，测法粗放，渠线偏高，但却掌握了几个引水点到林县分水岭的长度和相对高差，为最终确定总干渠渠线位置、坡降等定线测量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了保证测量准确无误，工程开工后，再次组织测量组，对总干渠从渠首至分水岭逐段进行精益求精的通测复核，为工程的设计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科学依据。
中共河南省委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非常关注，他们向中共山西省委致函，要求协商解决林县修渠的引水点问题。[31]河南省人委也给山西省人委写信，说明林县的缺水和水利建设情况，说明“引漳入林”是“解决该县水源缺乏的主要措施，也是该县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32]林县县委派专人赴山西省会太原市，找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转达中共河南省委对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意见。2月1日，山西省委领导开会，就林县要求从山西省境内引浊漳河水入林县一事进行研究，并及时与中共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联系，指示协助林县选好“引漳入林”工程的引水地点。
1960年1月16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引漳入林”施工计划。林县人民委员会向新乡专署和省人民委员会写了《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报告》。中共河南省委于1月27日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信。同时，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信，说明引漳入林“是林县人民生产、生活上的一件大好事”，“平顺县最好在引水渠道上建站”，协商从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引浊漳河水问题。[33]
1960年2月3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给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复信，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侯壁断下引水，按此设计。”[34]
总之，经过两省协商，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的大力支持下，将渠首正式确定在侯壁断下，“引漳入林”工程引水点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60年是我国的困难时期，但是对林县来说，从山西省引水修建红旗渠却减少了许多纷争。由于到处弥漫着饥饿的气氛，没有人干涉这件事。山西方面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能丧失。如果晚几年再动工，红旗渠肯定修不成，因为水是稀缺资源，到1965年就出现了争水矛盾。
之后，勘测组又进行定线测量，绘制“引漳入林”的工程方案。渠首定在平顺县侯壁断下600米处，渠底海拔464.75米，建拦河坝把浊漳河拦腰截断，然后沿浊漳河右岸的太行山腰开渠，到达分水岭，再从分水岭向南、东、东北3个方向建3条干渠。这样，基本确定了红旗渠的总体设计方案。
2月6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就上述情况告知杨贵，指示按中共山西省委的意见进行设计。[35]于是，林县县委立即决定抓住时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引漳入林”工程的决策至此正式决定了。
林县县委立即重新安排了“引漳入林”的测量工作。2月7日，在盘阳召开“引漳入林”筹备会议，认真研究了施工方案，确定“引漳入林”工程的渠首设在山西省平顺县侯壁村北2.5公里的侯壁断下600米处，流经山西省平顺县石城公社的崔家拐、青草洼、老神郊、克昌、白阳坡、王家庄，自南平村入林县境，经过卢家拐、木家庄、盘阳、赵所、阳耳庄、杓铺、石贯、石界、白家庄，越露水河，绕回山角，再经西坡、南丰、桑耳庄到坟头岭。这是因为浊漳河流经林县地段河床过低，引水不能通过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在林县地段引漳、北水南调，没有希望。浊漳河流经平顺县侯壁断下的海拔为470米，比林县分水岭（坟头岭）高15米。所以，只有从侯壁断或再上游，“引漳入林”才是可行的。
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决策确定后，县委立即着手筹备动工前的一切工作，做到领导落实、任务落实、施工地段落实、民工落实、后勤工作落实，然后召开动员会，抓紧时间上人。各条战线的领导迅速行动准备。
1960年2月7日，林县县委委员、县直各局委负责人、各公社党委副书记，到任村公社盘阳村举行“引漳入林”筹备会议，研究通过“引漳入林”的组织机构和施工方案。会议决定“引漳入林”筹建委员会主任由杨贵兼任，副主任由李运保、李贵、周绍先兼任，委员若干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决定由杨贵（县委第一书记）、李运保（县委书记处书记）任政委，周绍先（县委书记处书记）任总指挥长，王才书（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凤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尹丁山（县委常委、人民武装部副政委）为副指挥长。并具体研究和安排了施工组织事宜。
8日至10日，在李运保的率领下，全体与会人员一行30余人沿浊漳河右岸的总干渠线，共同查勘各公社修渠任务工段，落实各公社承担的施工渠段，做好开工前的具体安排工作。
1960年2月10日晚，中共林县县委、“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引漳入林”广播誓师大会，[36]李运保代表县委和总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漳入林动员令》。《动员令》宣布：“引漳入林是我县人民群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各级党委的多方面努力，这一理想很快就要变为现实了。伟大的划时代的引漳入林工程，定于明日（1960年2月11日）正式开工！”《动员令》为饱受干旱缺水之苦的林县人民描绘了一幅诗情画意般的美丽蓝图：“引漳入林”工程建成后，将有20－25个流量的水像一条运河一样滔滔地流进林县。到那时，林县将会变成一个“渠道网山头，清水遍地流”的新山区。[37]
《动员令》具有强大的精神推动作用，尽管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要用多长的时间，但美好的蓝图支撑着人们的思想。当年红旗渠上著名女石匠、“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回忆说：“当时大家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苦干一辈子，让后代享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咱们今天吃苦受累把漳河水引回来，子孙后代就不用种旱地，过吃糠咽菜的苦日子……”[38]当年的修渠指挥部也是这样安慰席棚顶被大风刮跑、被子潮得不能贴身、半夜被冻醒的民工的。
通过有线广播，《引漳入林动员令》迅速传遍林县各个角落。全县顿时沸腾起来，从县委机关到千家万户，灯火通明。这一号令，像一声春雷，响彻云天，唤醒了沉睡的太行山，震撼着奔流不息的浊漳河水；这一声号令，吹响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的战斗号角。林县从上到下展开了“引漳入林”工程大宣传、大动员，县直机关，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重新安排林虑河山”，“全党动员，全民上阵，‘引漳入林’战之必胜”，“头可断，血可流，不引来漳河水不罢休”，“一人一根钎，千人千张锨，万人战太行，漳河流上山”。这样的大幅标语写满了村庄、街道、公路两边，还有的用石灰染过的石头，在山坡上摆出10米一个的大字，使方圆几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见。县剧团、县文化馆编印了话剧、打油诗、民歌，发到基层到处传唱，公社大队的俱乐部昼夜锣鼓在敲，演唱不停，各地的高音喇叭都是放着有关“引漳入林”的事情，特别是“引漳入林”的好处，美好的未来，宣传得家喻户晓。一首畅想未来的打油诗，妇孺皆知。诗的全文是：清水高山流，渠道网山头。吃的自来水，鱼在水中游。遍地苹果笑，森林满山沟。走的林阴道，两旁赛花楼。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旱涝能增产，不怕灾年头。生活日日好，山区人民永无忧。[39]
广大干部群众被发动了起来，每个公社、大队的院子里都被干部群众的决心书、挑战书、请战书贴满了，简直是红满墙，铺满院。从县直机关到各公社、大队，村村户户都忙碌起来，开会部署的，编队待发的，准备工具的，打点行装的，烧火做饭烤烙干粮的，辞别亲友的，约伴同行的。抗战时期父子相争、兄妹相争，妻送郎、母送子的情景又一次出现。山路上人来人往；庭院里，笑语飞扬，都在谈论着，急切盼望着上阵与太行山较量，与漳河水搏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询问开工日期和要求第一批上阵修渠的，真是箭上弦、刀出鞘，就等号令了。人人心头燃起一团火，个个手里攥着一股劲。人们都在进行着激战前的准备，争当出征第一名。当时是农历正月，然而，干部群众不畏严寒，召之即来。“大会刚一结束，离县城20多里的采桑公社党委副书记秦宽录，带领先遣队40多人已到戏院门口等候出征。”[40]
2月11日黎明，15个公社的3.7万名修渠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修渠社员自带干粮、行李，赶着马车、小平车，推着手推车，拉着粮食、炊具、锨、镢、钢钎，行进在通往漳河岸边的道路上。在修渠社员前进的大道两旁，大幅标语琳琅满目，其中最醒目的两幅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据修渠女英雄李改云回忆：“那一天，好几万人上太行，把林县到山西平顺县的路都堵塞断了。上渠的每人领六个窝窝，红薯面掺玉米面外加红薯叶，算元宵节补助。分给我的六个窝窝，我舍不得全带走，给婆婆留下俩。上渠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过坟头岭，就有任村中学的学生设立的茶水站和宣传站。孩子们把热乎乎的茶水递到我们手中。采桑公社一位女青年从学生手中接过水一饮而尽，然后，豪迈地说：‘今天喝你一碗水，来日还你一条河。’话说得真好，队伍里拼命鼓掌。一路上，林县豫剧团的演员还背着行李，扛着道具，手握竹板，边走边说快板书，那阵势真好比解放战争时期支前拥军一样热闹。后来指挥部通知各团各营沿途张贴标语，鼓舞士气。我们分到一条标语，我把它贴上太行山了。标语上写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1]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2]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3]李露亮等：《中国红旗渠资源背景与制度安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4]《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361页。
[5]当地民谣。
[6]王怀让等：《中国有条红旗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7]《林县红旗渠——林县人民自力更生治水办电的一曲凯歌》，中国工业出版社1970年版，第94页。
[8]水利电力部政治部宣传处编：《林县红旗渠》，水利电力出版社1973年版，第58页。(www.xing528.com)
[9]林风：《红旗渠畔凯歌新》，农业出版社1976年版，第14页。
[10]当地民谣，林县当地把小松鼠叫狍羚。
[11]林风：《红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12]林风：《红旗渠畔凯歌新》，农业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页。
[13]《河南日报》1960年4月24日。
[14]郝建生等：《杨贵与红旗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15]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编：《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9页。
[16]［美］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17]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8]《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195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19]胡杨：《红旗渠特大功臣沉浮录》，《河南省情与统计》2000年第10期，第17页。
[20]杨贵：《红旗渠建设回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4页。
[21]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22]王怀让等：《中国有条红旗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23]王勇：《红旗渠：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20期，第20页。
[24]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26]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28]王其善等编：《人工天河红旗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9]《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
[30]《河南日报》1960年1月5日。
[31]中共河南省委：《给中共山西省委的来信》，全宗号：1；卷宗号：443。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2]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引漳河水解决林县灌溉问题的函》，全宗号：1；卷宗号：443。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3]史向生、戴苏理：《给陶鲁笳、王谦同志的来信》，全宗号：1；卷宗号：443。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4]王谦、刘开基：《给史向生同志的来信》，全宗号：1；卷宗号：443。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5]省委书记处办公室：《给杨贵同志的信》，全宗号：1；卷宗号：443。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6]《林县引漳入林誓师总动员大会》，全宗号：1；卷宗号：421。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7]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引漳入林动员令》，全宗号：1；卷宗号：421。林州市档案馆藏：《红旗渠工程专题文件》。
[38]《泽被后世红旗渠》，《海河水利》2004年第5期，第25页。
[39]刘法修：《红旗渠传》，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页。
[40]程增泉主编：《红旗渠故事——“人工天河”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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