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地区降雨集中、水资源十分匮乏，水旱灾害频繁，成为本地的主要灾害，一般年份年年有小旱，个别年份常年有大旱。一首民谣听起来让人心酸：“咱林县，真苦寒，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6]从1436～1943年的507年中，林县较大的旱灾有20次，连续大旱2～3年的有7次，1640年、1769年、1835年和1877年都记载有“大旱人相食”的惨事。
林县大旱间隔年代表
资料来源：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由于旱涝灾害，新中国成立前，林县全县6.6万公顷农田99％的土地是望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干旱枯死，造成绝收或严重减产。遇到旱灾，别说灌溉农田，就连人畜吃水也难维持，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到几里或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担水吃。
据有关资料统计，“1963年，有375个大队，2348个生产队，305200人，30150头牲畜仍需远道吃水。其中，2.5公里远担水的181个大队，1140个生产队（含143328口人，12300头牲畜）；2.5～5公里担水的102个大队，650个生产队（含82540口人，8150头牲畜）；5～10公里担水的79个大队，455个生产队（含56622口人，7274头牲畜）；10公里以外担水的13个大队，103个生产队（含22710口人，2426头牲畜）。每年因远道担水误工达480万个，占农业总投工的30％”。[7]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家住在山区，用水真作难，担水要翻山，吃水似油盐。”严重的旱灾威胁，使林县人民受尽缺水的苦，饱尝灾荒的难。遇到旱灾，林县人民不仅要逃粮荒，而且要逃水荒，流离失所。
《旱魔喋血》，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任村镇桑耳庄村300多户人家常年到3.5公里外的黄崖泉挑水吃。民国九年（1920）冬天，该地大旱，泉水只有香火头那么粗。大年三十，桑林茂老汉起五更就爬上了黄崖泉。可是取水的人多，一直到天黑，才接满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王水娥摸黑出村迎接公公。由于天黑路陡，加上脚是三寸小金莲，王水娥接过担子没有走几步，就被石头绊倒了，把一担水倒得干干净净。王水娥又羞又愧，回到家里就悬梁自尽了。桑林茂的儿媳妇以死和水对话，以死报复了水对她的捉弄。大年初一，桑林茂老汉满腔悲愤，埋葬了新婚的儿媳妇，带着全家人逃荒去了山西省。
姚村镇寨底村有—块碑石，记述了清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1878）林县遭大旱、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碑文曰：“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夏，颇有麦，自夏以后至戊寅夏月，三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一千六百文，黄豆一斗一千文，黑豆一斗九百文。人苦无钱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光绪丁丑十月赈一次，戊寅四月一次，七月一次。每一次，极贫次贫，大口八合，小口四合，额外赈生员各一斗，蠲免粮银，惟戊寅上恤而已。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植其生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芦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六七。”[8]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林县人的生存情景。“光绪三年人吃人，为保活命逃出门。村东不敢村西走，娘吃儿肉不心疼。柿叶甘土当饭用，剥光树皮刨草根。针穿黑豆沿街卖，孩子老婆换烧饼。路边死尸无人问，十家房子九室空。”[9]
1957年，人们在姚村乡大寨村发现一块石刻碑文，也足以说明灾荒的严重与悲惨程度：“民国三十年，岁次辛巳。自夏以后，至癸未夏，约三年间，无麦无禾。众所食之，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生其存，益也鲜矣。有饿而死者，有病而死者，死于道路者，切割肉而食之。甚至已经掩埋，犹又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十分之中，死页。者六七。”[10]
合顺区杜家山村有个寡妇，守着一个14岁的男孩过日子。家里没水吃，又没钱买水，就叫儿子去离村9里路的老人崖接泉水。那里山高沟深，人迹罕至，豺狼经常出没。她儿子早起走到老人崖，正遇上几只狼在饮水，一见有人便扑上来，把小孩吃掉了。这个寡妇在家，左等右等不见儿子回来，到了傍晚让邻居帮忙去找，她在家又烧香又叩头，请老佛爷保佑她儿子平安回来。哪料，黄表燃了墙上贴的佛爷像，进而火苗上了楼棚房子。家里又没水救火，眼看着3间茅草房烧得净光，邻居们只好帮她搬到村边的一座石庵子里存身。晚上去找的人回来了，她一听儿子叫狼吃掉了，精神错乱变成了疯子。
横水乡小寨垴村，因为没水，男的娶不上媳妇，女的纷纷外嫁。因为十有九家没女人，其他村的人都称这个村是“光棍村”。有一年，一户姓马的从外地买来一个媳妇，全村家家户户都为他庆贺。过了3天，媳妇提出要洗洗脚，家里为此生了一场气。老公公说：“自古来，咱村人一生才洗3次脸，哪里有水洗脚。”大哥说：“咱上八里下八里去挑一担水，多淘神，吃还顾不上呢！”小姑说：“走乡入乡，走到彭城捏缸，来到这旱地方，就甭想恁滋润。”几句话说得新媳妇无地自容，新郎也觉得对不住媳妇，两个人紧抱着腰，双双跳下了百丈悬崖。邻村人编了段顺口溜说：“小寨垴地脉邪，不留女儿光养爷，百年买来个新媳妇，没水洗脚把命夺，欢喜变成哭泣声，光棍村还是光棍多。”[11]
因为水源缺少，水贵如油，长期以来林县人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传统习惯，许多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多在过年过节、赶庙会、走亲戚等特殊情况时才洗手脸。洗脸也往往是全家伙用一个盆，舀一点点水，大人洗了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用，今天用了明天用，连用数次，直到水成了糨糊状才肯让牲口喝掉。林县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干旱无水的折磨，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表达他们盼水的强烈愿望。有许多村庄本来是枯旱枯旱的山梁子，却要起个名字叫“井头村”、“河水镇”、“清泉坡”……生下的孩子取名叫“漳水”、“水来”、“水旺”。
水量的缺少，水质也随之下降，卫生条件差。东岗丁冶村地处林县北部干旱山区，有300多户人家，他们吃水很不卫生。人们吃水的水池里，羊粪、树叶遮盖了半个水面，池水被染成了墨绿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阵阵恶臭。不时有到池里打水的，把钩担上的水桶在水面上一摆，驱散周围的脏物，打满一桶水，这就是丁冶村群众的日常饮用水。由于缺少讲卫生的基本条件，当地人们长期不卫生的坏习惯很严重，使各种地方病、传染病时有发生。1944年每年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30％以上，特别是食道癌、肠胃病、气管炎、软骨病、聋哑病、甲状腺肿大、疟疾、妇女月经病、白带病等极为普遍，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极大痛苦。高家台、石板岩、朝阳等山区村落60％的村民患有甲状腺病。例如，粗脖子病即甲状腺肿大疾病就很严重。有的村庄，人人患有甲状腺肿大疾病，一个比一个脖子粗，有些人不出村就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细脖子的人。有一天，一户人家的父子俩去外村串亲，路上遇到了一个正常人。父子俩看到这个人的细脖子，都大吃一惊。小孩问他爹：“爹爹，这个人脖子那么细，遇到刮大风，头不会刮掉吗？”他爹说：“小孩家管恁多事干啥，咱管咱们的头刮不掉就行。”可见，这些村的粗脖子病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县人长期生存在贫困的环境中，更进一步制约着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林县的工业几乎为零。因为缺水，生活艰辛，文化生活更是落后。1944年林县解放时，只有一所中学，11处小学，能入学的大部分都是富裕户子弟。临淇镇南山一带方圆10多公里仅有1处学校。泽下乡化峪村397户人家，仅有两人识字。山区的文化娱乐也很枯燥，长年累月看不上一场戏。农民生活非常苦闷单调。“住在山区真苦恼，啥好咱也看不到，一辈子难看一次戏，唯有不少听狼叫。”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钱有势之人趁水荒时大发横财，“大旱发大户，日增百顷田”。他们仗势霸占水井，压迫群众，引起反霸夺水斗争。清光绪三年（1877）大旱灾，土门村大户王道将村上的佃户找来，要大家在他家的地里打水井，打出水大家共吃。可是打成水井后，他镶上扁井口，加盖落锁，声言谁担水，谁出钱，一担水200文。这样，逼得穷人有苦难言。“在西油村、东岗、小店、原康、茶店、武家水等地接二连三地展开了反霸夺水的斗争。”[12]由于水源奇缺，“山泉水，地主土豪强霸占，井口上，铁锁石盖紧封严！为吃水，翻一道岭来又一架山，多少村，人畜渴死扁担断！”[13]20世纪40年代，在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漳河沿岸，民间艺人说唱鼓词《麻大妞大闹张寨村》小段的开篇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缺金缺银世间有，哪有缺水贵如油。太行支脉林虑山，方圆百里像火球。漳河怕火绕道走，黎民为水祖辈愁。可怜张寨石老汉，为喝滴水把命丢。祈雨儿子遭棍棒，连闯三趟气塞喉。儿媳大闹张寨村，打得恶霸直磕头。眼见人们拍手笑，个个都夸麻大妞。老天不让穷人过，全家逃荒山西走。”[14]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十年九旱，水缺贵如油，粮食的产量低得可怜，平常年景小麦亩产不过35公斤，秋粮也不上100公斤。这样的收成，广大贫苦农民除交租还债外，没有多少剩余，终年过着“早上清汤，中午糟糠，晚上稀饭照月亮”和单改棉、棉改单、补丁摞着补丁穿的生活。“合涧乡柳河水村秦保山一件棉袄穿了16年。小寨村赵贵成全家6口人，只有1条破棉被，小孩能从被子破口处钻出来。”[15]此类典型不胜枚举。
因为缺水和贫穷，逼得许多穷人忍痛离开故土，到外省异乡落户。“家住深山沟，辈辈没熬头。要过好时光，除非搬家走。”这样，除了白花花的取水山道，林县人还多了一条逃荒路。每逢旱灾，一代又一代的林县人扶老携幼颠沛流离。有的灾荒碑上铭刻下了告诫后人的箴言：“再遇此凶年，绝宜早逃荒。若不舍故土，命不得久常。从前逃荒辈，后皆回故乡。若逢此凶岁，休念妻子情。早将人口卖，庶不命归阴。留此数俗语，提醒后世人。”[16]山西省长治市南部有一个村庄，因为居民全是林县人逃荒过来的，故取名“林移村”。
水是山区血，路是山区脉。林县的交通运输也很落后。“建国初期，只有一条通往安阳的17.5公里长的马车路，运输全靠人担畜驮，买难卖难行路难。”[17]交通闭塞、运输不畅也是林县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4年春，林县解放。那时，全县1771个自然村，52万人口，多数分布在深山峡谷中。全县90万亩耕地，仅有12400亩水浇地，好一些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18]正如当时的民谣所说：“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19]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林县的真实写照。
自然资源条件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林县处于太行山区，房前是石头，房后是石头，左边是石头，右边也是石头，有的农户睡的也是石炕；人们走出房门，到村外仰脸看，近山是石头，远山是石头，沟沟洼洼梯田下埋着的还是石头。因此，人们生下来就跟石头打交道，走石头路，住石头房，喝石头洼里的水，种石头缝里的地，每天起、坐、走、停都离不开石头，石头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石头给人带来了生活的不便，地不平，路不顺往往是绕着石头转圈圈。石山、石岭、石沟、石崖，使交通闭塞，限制了林县与外界的交流，人们几乎同山外隔绝，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落后。封闭的环境、自然资源缺乏，没有林木开发，缺少矿产；水资源极其不均，粮食产量极低，农业靠天吃饭。农民只能依靠贫瘠的土地维持生活，长期以来形成了单一的农耕生产结构，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的山地。“新中国成立前，小麦亩产量仅30公斤左右，秋季作物每亩产量仅50公斤，据1962～1964年三年的统计全县粮食亩产量全年为196.4公斤，夏粮亩产量68.6公斤，秋粮为144.7公斤。”[20]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林县人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因此，林县一向被称作是一个“山穷、水穷、地穷、人更穷”的地方，人民十分贫困，“清早糠，晌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夜来风雨半床被，噙着眼泪迎天亮。”
当然，林县山区也培养了人们的石头性格。林县人坚硬豪爽，最能吃苦，最有韧性，最能战斗。他们祖祖辈辈与石头斗，与贫困斗，与落后斗，斗出了精神，斗出了志气，斗出了名声，斗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石匠。这可以说在全国都是出名的。
在这极其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中，林县人奋力拼搏，形成了特有的“水”意识，“水”对这一地区的农业和人们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水”几乎充斥着林县人民全部生活和精神世界。正是在太行山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培育和塑造出了他们那种不畏艰苦、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可贵品质。这也是他们忍饥挨饿、劈山斩岭引漳河水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www.xing528.com)
[1]平原省：1949年8月设立，1952年11月撤销，历时3年零3个月。由现今山东省的鲁西、河南省的豫北、河北省的冀南三大部分组成。全省共管辖新乡、安阳、濮阳、聊城、菏泽、湖西6个专区，56个县，2个直辖市。省会设在新乡市。
[2]断：指峡谷中比较陡的落差。
[3]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红旗渠》编写组编：《红旗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页。
[4]李露亮等：《中国红旗渠资源背景与制度安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5]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
[6]程增泉主编：《红旗渠故事——“人工天河”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7]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8]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编：《红旗渠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
[9]程增泉主编：《红旗渠故事——“人工天河”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0]刘法修：《红旗渠传》，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1]当地民谣。
[12]林风：《红旗渠》，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13]《红旗渠之歌》（诗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8页。
[14]刘法修：《红旗渠传》，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5]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16]王怀让等：《中国有条红旗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7]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8]林风：《红旗渠颂——林县红旗渠报告文学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页。
[19]民谣，红旗渠纪念馆展示的资料。
[20]李露亮等：《中国红旗渠资源背景与制度安排》，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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