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果

（一） 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根据考古机构和田野考古工作内容重心的转变，以及考古方法的发展情况，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大体上可为三个阶段。

1. 以广东考古工作者为骨干的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

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28年韩槐准先生对文昌凤鸣村的调查。1951年，岑家梧先生再次对文昌凤鸣村开展调查，在凤鸣村附近又发现土沙小肚、土沙大肚、宝树山坡、石子山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42) 1954年7－12月，中南民族学院研究室和广东省各级有关单位组成海南岛工作组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开展海南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在东方、乐东、琼中、白沙和保亭等五县，共征集、采集新石器时代石器标本87件。(43) 1956年11－12月，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组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毛道乡、毛枝村、雅袁村和乐东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器标本45件。(44) 1957年4－5月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通什西北矮山丘上，发现4处散布着新石器时代遗物的遗址，命名为通什1－4号点。(45) 同年7－8月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组成的文物普查团，对海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集中对定安县佳笼坡、琼中县荒堂坡、通什市（现五指山市）1－4号地点、屯昌县吉安等4县的7处原始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勘探和发掘。(46) 1963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陵水县试掘大港村遗址。

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最初由韩槐准率先开展。之后，海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始以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等广东的文物考古单位的人员为骨干。由于该阶段的考古调查工作经常是伴随着民族学调查进行的，因此调查区域多集中在琼中、白沙、屯昌、保亭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考古发掘活动多为试掘，试掘的遗址数量很少，相应发表公布的考古资料也比较简略。尽管这些基础性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可能已经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但在现在看来，还是略显粗放，缺失了大量的遗址信息。例如部分报告缺少遗址的位置图、遗迹的平剖面图、器物图等，重要的自然环境、动植物遗存等方面的信息也基本上都遗失了。

2. 本省考古工作者开展的以调查为主、发掘为辅的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

1992年海南省文物培训班学员在中山大学古人类学系教师指导下，对石贡遗址进行了试掘。1993年3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文物工作队、陵水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古楼坡新石器时代遗址1处。当年8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东方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对昌化江邻近东方大广坝（Ⅰ－Ⅳ号）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展调查、发掘。1998年2－3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东方市四更镇荣村遗址（原名付龙园遗址）进行钻探和试掘。2004年8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亚市博物馆对三亚大隆水库淹没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毛村、三毛村、二龙村等地发现３处新石器时代文物点。2005年4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江县博物馆、东方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昌江、东方、乐东三市县进行区域调查，发现多处以新园、那都、翁毛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同年8月，海南省文管办、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亚市博物馆、乐东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对西环铁路工程沿线的三亚、东方、昌江、乐东等市县的部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7处。2006年2－3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南约1公里的南湾半岛石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同年4－5月，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东方市新园村和昌江县大仍两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2007年10－12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陵水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对位于陵水县光坡镇移辇村东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陵水县博物馆共登录包括石贡、大港村、新坡、移辇等新石器时代遗址20处。(47) 琼海市博物馆在万泉镇、长坡镇、龙江镇调查中采集到7件新石器时代磨制石斧。(48)

海南建省后，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考古机构相继建立。本省的考古工作人员开始主持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海南各县市考古工作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活动，发现并确认了大量的史前遗址，基本确定了海南新石器遗址现在的分布格局。这一阶段相比前一阶段工作，考古调查更加系统，发掘工作也更加细致，重点发掘了东方新园、荣村、昌江大仍、陵水石贡、移辇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根据发表的报告，可以看出在这些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人员已经认识到了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些特点，对遗址内发现的如柱洞、火灶、活动面、贝壳堆积、动物骨骸等遗迹现象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一些报告对发现的动物遗存还进行了种属鉴定。在遗址年代判断上，考古人员注意对文化层进行年代采样，在荣村、石贡、移辇遗址的发掘中都使用了碳14测年技术。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公布的报告中考古资料仍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遗址内包含的古环境、生态系统、动物遗存等信息多有缺失，考古工作者尽管已经开始注意采集遗址中发现的动植物标本，但是对其种属的鉴定工作还很粗略，统计和记录数据也很简略。

3. 全面加强考古研究机构间合作，以发掘为主、区域调查为辅的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

2011－2012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考古学系对昌化江干流沿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新发现乐东县永明、洋老村和东方头落、月大等4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遗物有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磨制的锛、斧和网坠、纺轮等，陶器均为火候较低的夹砂釜、罐类器物残片。2012年3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三亚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位于三亚落笔峰的仙郎洞遗址开展调查，在洞内发现22件石制品，一些动物骨头和零星的夹砂陶片。石制品包括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锤和石砧。根据洞内地层和出土的陶片，初步确定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地质学的年代属于全新世早期，其年代可能稍晚于落笔洞。(49) 2014年1月，为探索海南地区古代海岛聚落形态与海洋文化特征，开展以海岛沿岸古代遗址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海南省文物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1998年的发掘之后，再次对东方市的荣村遗址展开了调查和勘探。2013年9月和2014年6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两次对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的老村遗址开展调查，该遗址是海南岛昌江流域考古调查工作中发现的重要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20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考古调查，发现陵水桥山、莲子湾等重要遗址。2012年12月－2016年１月考古人员先后发掘了陵水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英墩3处遗址，并在周边开展调查，发现了30余处史前遗址。2016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江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昌江县乌烈镇乌烈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2017年4月－2018年5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分4次，对位于万宁市东澳镇踏头村的新石器时期遗址进行调查发掘。

这一阶段考古工作中调查活动相对减少，遗址发掘成为主要工作内容。带有学术目标的课题研究逐渐指导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除本省考古研究所和各县市博物馆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厦门大学等多家单位加入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中来。多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合作，使调查和发掘的方法更加多样化。研究者从多学科角度分析遗址的堆积状况，更加重视遗址中动植物遗存的提取、鉴定和分析，使得这一阶段考古资料的质量和全面性有了很大提高。

（二） 新石器时代文化属性和编年研究

莫稚认为海南的原始文化遗址中如文昌昌田坡、陵水大港村等纯出土夹砂粗陶的，年代可能较早，约相当于中原商周之际或者稍晚一些；出土印纹陶的遗址时代可能又晚一些。如临高昌拱村、儋州马劳地的遗址，因出土有五铢钱，年代应在两汉或更晚。(50) 王克荣根据主要出土器物，把海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定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遗址以梯形石器和夹砂绳纹圜底红陶器为主要出土器物，距今6000－7000年；第二阶段以有肩石器和带圈足或板沿口陶器为主；第三阶段以磨制平肩、长身石铲、大石铲、盘口或圈足陶器为主，年代为距今3000－5000年。(51) 杨式挺归纳了海南岛新石器文化的特征，即磨光有肩石器和红褐夹砂陶共存。陶器多为素面，以釜罐类为主，有各式附耳和鋬具，未发现印纹软陶。他认为海南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如大港村遗址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而晚期遗址在地层关系上大石铲同双肩石锛是共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1000年。他分析海南岛的新石器晚期和末期文化遗存与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一脉相承，但原始文化传入较晚，本身文化发展较缓慢，沿袭年限较长。(52) 王海平根据器物类型推断年代，将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粗略地分为早晚两期：出土夹砂粗陶和打制或磨制石器的遗址为早期，出土几何印纹陶和磨制石器的遗址为晚期。他认为海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据此推断新石器时代的上限应不晚于6000年前，保守估计应为四五千年以前，下限应以秦汉之际为妥。(53) 何翔、张健平认为海南原始文化同广东属同一文化圈，年代稍晚于广东，早期相当于商周之际，晚期可能要延续到秦汉之后。(54) 郝思德根据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推断年代和空间分布，将海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55) 他认为海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受华南特别是两广地区文化的影响，属同一文化系统。在文化发展时序上基本相同，但发展滞后。(56) 对于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下限年代，郝思德将东方荣村遗址发现的春秋早期文化层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末期，距今约2570（±70）年。(57) 丘刚将海南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他认为早期、中期遗址多为沙（贝）丘遗址，如东方新街遗址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5000年。中、晚期遗址则多为山坡（台地）遗址。(58) 通过对比分析，丘刚认为海南东方新街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与广东潮安石尾山和广西防城亚菩山遗址的器物较为相似。(59) 傅宪国、刘业沣等通过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发掘，根据英墩、莲子湾、桥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建立起“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推测英墩遗存的年代在距今6000－5500年间，莲子湾遗存距今约5000年，桥山遗存为距今3500－3000年。(60)

综合研究者们的观点，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者对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同两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属同一系统的观点持肯定态度。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主流观点认为两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向南传播到海南岛，并对海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影响。而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则较相对缓慢而滞后。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上，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分期，已为多数学者们所接受。研究者们的分歧点主要在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延续年代上。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遗址缺乏明确的叠压或打破关系的地层和墓葬资料，考古发掘取得的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数据也较少，故此，研究者往往只能根据器物类型，对比两广地区相似遗址的年代，来推断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在其中难免掺杂个人主观因素。

目前海南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明确的碳14树木年轮校正的测年数据有东方荣村遗址（距今2570±70年）、陵水石贡遗址（距今4205±159年）(61) 、移辇遗址（距今3610－3430年）(62) 。尽管海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众多，但经过发掘的典型遗址并不多，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缺乏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佐证。在考古地层学的资料上，遗址文化层堆积单薄，遗迹少且叠压打破关系少见，遗址与遗址之间缺少关键地层上的关联。海南特有的亚热带、热带高温、高湿的环境，使除石器、陶器外的有机质遗物都难以保存，直接影响了遗址测年工作。文化堆积和环境因素一直是制约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的难题。今后的考古工作应在发掘更多遗址、扩大发掘面积、深入探讨研究的同时，尝试引入植物孢粉、硅藻、硅酸体和光释光断代等科技考古方法，以期取得新的突破。(www.xing528.com)

本书根据历年考古调查资料，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按照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规律，编定下表（附表1、附表2），以便利相关学者检索。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130页；丘刚：《海南古遗址》，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2－37页；丘刚：《海南岛贝（沙）丘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海南省博物馆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1－3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第4页。部分遗址增补根据海南省历年文物普查资料。

注：○符号代表该遗址或遗物点除发现有石器或夹砂陶器外，还发现有印纹硬陶。

（三） 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研究

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指的是新石器时代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生存方式。至于如何从遗存中“读取”到有用的信息，史前经济学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归纳各方观点，研究者对海南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的研究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通过分析遗址出土的人工遗物来开展研究。例如陈光良分析了考古发现的石斧、石锛和大石铲，认为海南的原始农业是热带海岛型农业，经历了“刀耕火种”“锄耕”等阶段。他认为海南原始农业最早可能种植的应该是薯蓣这种块根无性繁殖作物，还有葫芦、芭蕉、水瓜、椰子、豆荚等热带植物。(63) 在分析了海南新石器晚期遗址所出土的有肩石器后，王海平认为海南的原始农业萌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锄耕阶段，农业属旱稻为主的经济类型，渔业、采集和狩猎则作为副业。(64) 颜家安则认为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本岛原始农业已经发生。其经济活动以采集、渔猎为主，旱作坡地农业为辅。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充分发展，农业生产成为主业。他认为原始农业最早栽培的应该是薯蓣类块根、块茎植物。而稻作农业晚于薯蓣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稻作农业最先种植陆稻，而水稻种植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65) 针对海南考古发现，他通过技术角度来描述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经济。他认为海南新石器时代先住民已经会制作投矛、弓箭来进行狩猎；会编织渔网、制作独木舟来捕捞；会使用磨盘、石杵加工采集到的谷物种子。在中部山区，以采集和狩猎为主，捕捞业不发达；在沿海地区，则捕捞和采集为主，狩猎不发达。从全岛范围来看，史前经济对自然资源依赖度大，且延续时间相当长。(66) 郝思德分析了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部分有肩石器，他认为有肩石器是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有地域特点的文化遗物，其产生和发展受到了岭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与骆越文化有密切联系。有肩石拍是用来拍打树木，剥取树皮，制作树皮布的工具；有肩石斧、石锛、石铲主要用来砍伐树木、挖掘松土。针对一种束腰型石铲，他推测是一种礼仪用具。(67)

第二种是依据遗址所处的古代地理环境来开展研究。如郝思德认为海南的史前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受自然生态环境影响，其经济活动呈现地域性，他们将海南新石器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中期贝丘遗存反映的经济生活以捕捞、采集为主，狩猎为辅；中期台地遗址则以狩猎、采集为主，捕捞为辅；晚期遗存以原始农业为主，渔猎、采集为辅。海南原始文化遗存同岭南两广地区联系密切，属同一经济文化区。(68) 陈光良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沙（贝）丘和山岗遗址的经济形态，他认为沙（贝）丘遗址是早期人类临时栖息的场所，这群人会航海、善舟楫，主要以拣拾软体动物和捕捞鱼类为主，兼顾采集和狩猎。而山岗遗址的人群起初渡海而来，之后沿昌化江和万泉河溯流而上，搭建干栏屋，过起了刀耕火种、采集、狩猎并举的定居生活。(69) 丘刚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离开海滨开始迁移到靠近江河边的山坡和台地从事农耕生活，这些遗存相对高度一般在8－30米之间，既可临河取水，又可躲避河水泛滥之灾。(70)

第三种是通过提取、鉴定和分析遗址中出土动植物遗存来开展研究。如傅宪国、刘业沣等对海南东南沿海地区的砂质海岸地貌成因进行分析，并对英墩和莲子湾遗址出土的海、陆生动物遗存进行了种属鉴定。(71) 吴妍在对海南岛万宁野生稻保护区内浅层钻孔部分样品进行植硅体提取和分析后，认为早在5600年前，稻作农业已扩散至海南岛。(72)

综合以上观点，可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分为渔（猎）采集、原始农业初兴、原始农业成形三个阶段。(73) 多数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渔（猎）采集阶段，其间可能有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初兴阶段。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海南原始农业开始成形，以大石铲为代表性的“锄耕”开始出现，农业生产开始占据主要地位，渔（猎）采集生产退居到次要地位。

（四） 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墓葬

墓葬一般是指安置死者的设施和方式。自古以来，人们受“祖先崇拜”和“事死如生”等观念的影响，对丧葬十分重视。通过研究墓葬资料，人们可以了解相关的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海南新石器时代的下限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先秦时期。迄今为止，海南考古调查中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遗物点）约有300余处(74) ，其中墓葬遗迹仅发现有琼山甲子镇仙沟岭墓群和陵水桥山遗址M1土坑墓两处。

1. 琼山甲子镇仙沟岭墓群：位于琼山市甲子镇仙沟岭的一处墓葬群，分布面积约有3万平方米。从已暴露的几座墓葬可知，为竖穴土坑墓，墓向为东西向，长2.5米、宽1.2米，坑穴较浅。墓主头、脚部各放置一些随葬品，仅有几何印纹陶罐、釜、碗等陶器，纹饰有云纹、雷纹、菱形网纹、米字纹、方格纹和同心圆纹等。根据陶器器形、纹饰特点分析，墓群年代当在海南新石器时代末期，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先秦时期。(75)

2. 陵水桥山遗址M1土坑墓：位于陵水县三才镇大港村南1公里的沙丘上，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30厘米、宽约50厘米、残深约5厘米。墓内填土略呈灰黄色，其间夹杂灰白色细砂，土色较杂。墓内出有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保存状况较差，直肢葬，头向西南，面向不详。未见随葬品，填土中有细碎的夹砂红陶片。M1土坑墓四周环绕着八个柱洞，柱洞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柱洞内填灰白色细砂，柱子的中心部分为灰黄色细砂，柱洞内未见文化遗物。推测柱洞与墓葬有关，墓葬之上可能原有建筑。根据M1土坑墓的开口层位推断，M1土坑墓年代应与陵水桥山遗址年代相当或略晚，距今约3000年。(76)

由于新石器时代墓葬资料罕有发现，还未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论述。综合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可知，已发现的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这与岭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墓葬形式是一致的。但是，为何海南新石器时代墓葬发现得如此之少？是因为远离遗址范围，考古调查和发掘时没有发现，还是受到自然气候或地理环境影响，墓葬逐渐被破坏，最后消失了。这些问题是海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今后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已发现的墓葬，如仙沟岭墓群的性质是否属于氏族公共墓地。陵水桥山遗址M1土坑墓周围的八个柱洞所代表的意义，是先有墓葬，而后在其上搭建建筑，还是先有建筑，之后在建筑之下掩埋墓主，这之间反映的文化面貌是截然不同的。以上这些问题理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