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水下考古重要发现——海南考古三十年

海南水下考古工作所发现的古代沉船遗址与其装载的中国贸易陶瓷器，都能够与国内古窑址考古出土和海外发现的同类器物相对应。这些发现揭示了中国古代贸易陶瓷从窑址－贸易船－海外目的地的方向与路线，以及这些贸易陶瓷从生产－贸易－消费的完整过程，成为研究中国陶瓷史、陶瓷贸易史、海上交通史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一） 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

沉船遗址位于文昌市龙楼乡宝陵港的近海海域，距海岸仅500米，南距铜鼓岭约2公里，平均水深4－7米。自1987年以来，当地渔民在捕捞生产中陆续发现并打捞起铜锣、铜手镯、“永历通宝”钱等文物。1989年，海南省文化厅组织考古人员和海军潜水员对遗址进行探摸，打捞出水类似文物数百件。1990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海南省博物馆、文昌县博物馆的文物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水下考古调查。

沉船遗址中心区域为不规则形状的凸起，最高处为一直径约3米的铁质凝结块,凝结块中主要是叠摞在一起的铁锅、铜锣等，在缝隙间偶存一些瓷器（图3-2-195）、装饰品、钱币、银锭等小件文物。打捞出水的遗物有铜锣、铜挖耳勺、骨簪、青花瓷杯和大量“永历通宝”铜钱（图3-2-196）等。根据遗址规模和遗物推断，宝陵港沉船应为小型近海贸易商船，其沉没时间及所载货物的年代应为明代末年至清代初年。明清时期，大陆与海南岛之间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岛上的少数民族以手工艺品和山林特产换取大陆生产的铜、铁用具和陶瓷器等日用品器皿。宝陵港沉船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海南古代经济发展史提供了有力的例证。(52)

图3-2-195 凝结物中显露的青花瓷罐

图3-2-196 “永历通宝”钱拓片

（二） 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

1996年，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在华光礁海域附近捕鱼作业时，发现了该沉船遗址。之后遗址多次遭到非法盗掘，破坏严重，遗物呈带状大量散落在遗址表面。1998年12月－1999年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在开展西沙群岛水下文物普查工作期间，对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试掘，出水文物800余件，包括大量瓷器、木质舱塞、菱花铜镜和铁器等。2007年3－5月和2008年11 -12月，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海南省文物局等单位对华光礁1号沉船正式开展发掘。除完成了沉船内承载物的打捞和船体全面测绘外，还对船体构件进行编号测绘，分解提取运回海南省博物馆进行脱盐、脱水保护处理，以期以后复原古沉船。

华光礁1号沉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沉船被发现时，保存较好，结构基本清晰，残长20米，宽6米，舷深3－4米，残存11个水密隔舱，排水量大约60－100吨。船体覆盖面积约180平方米。出水文物近万件，陶瓷器占绝大部分，另有少量铜器、铁器和木器。陶瓷器按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四种，器型有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注子、军持和器盖等。纹样主要是印花和划花图案。陶器为泥质灰陶，均为素面，器形有小罐、四耳罐、瓶、擂钵等。陶瓷主要产自南宋福建德化窑、晋江磁灶窑和江西景德镇。(53)

图3-2-197 华光礁1 号沉船船板拼接图

图3-2-198 考古人员清理华光礁1 号沉船遗物

图3-2-199 华光礁1 号沉船埋藏状况

图3-2-200 华光礁1 号沉船出水陶瓷器

（三） 西沙北礁附近发现的古代铜器和铜钱

北礁，渔民俗称“干豆”，在珊瑚岛北面，相距约30海里，是一片范围颇大的东西向水底环礁。环礁四周有少量大石块露出水面，中抱潟湖，潟湖开口向西。西沙群岛出水的古代铜器大多在北礁打捞获得。1961年、1971年和1974年，琼海县（现海南省琼海市，下同）潭门公社草塘大队渔民分三次打捞北礁东北角礁盘发现的沉船遗物。这些遗物除明代的龙纹盘、花卉纹盘（图3-2-201）、器座（图3-2-202）、杯外，还包括大量的铜钱（图3-2-203）、铜锭（图3-2-204）。据统计，共获得500余千克的历代铜钱、铜锭、铜镜、铜剑鞘、铅块等。其中铸铭可辨识的铜钱计有30余种。这批铜钱，上起新莽，下延永乐，既有中央政权铸造的，也有农民起义军所制，以“永乐通宝”为主。其中，一些元末明初铜钱的铸地和流行地区主要在长江流域。年代最晚的“永乐通宝”多为全新的铜钱，据此推测沉船应为来自江苏出发的郑和船队中的一艘。(54)

图3-2-201 北礁打捞出水的缠枝花鸟纹铜盘

（口径24.4 厘米，底径16.5 厘米，高3.7 厘米）

图3-2-202 北礁打捞出水的缠枝花鸟纹铜器座

（口径18.2 厘米，底径19.8 厘米，高10 厘米）

图3-2-203 北礁打捞的铜钱胶结块

图3-2-204 北礁打捞的铜锭

(1)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自然地理志》，海南出版社，2011年8月，第2－6页。

(2)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52页。

(3)郝思德、黄兆雪：《昌江县信冲洞化石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87页；李钊、李超荣、王大新：《海南的旧石器考古》，《第十一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167－172页。

(4)李钊、李超荣、王大新：《海南的旧石器考古》，《第十一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167－172页。

(5)黄兆雪、李超荣、李浩、何国俊、韩飞、王明忠、李钊、王邦义：《海南省昌江县钱铁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第十三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12年8月，第241－246页。

(6)郝思德、黄万波编著：《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11－36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第3－18页。

(8)郑瑶新著：《东方市文物志》，《东方文史》第十三辑，海南省东方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2013年，第22－24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第3－18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第3－18页。

(11)冯永驱：《陵水县石贡沙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34页；郝思德、李钊：《陵水县石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88－389页。

(12)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海南东方江边乡老村遗址考古调查报告》，《东方博物》2018年第4期,第1－8页。(www.xing528.com)

(13)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陵水县博物馆：《海南陵水县移辇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8期，第116－120页。

(14)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万宁神州半岛项目发掘工作报告（2017－2018）》，内部资料，未刊印。

(15)孟原召、韩飞、黄兆雪：《昌江县乌烈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385页。

(16)郝思德、王大新：《东方市荣村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17)邓启江：《东方市荣村新石器时代及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71页。

(18)王大新、郝思德：《海南考古六十年》，《海南省博物馆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40－56页。

(19)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方市荣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4期，第12－23页。

(20)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瓮棺墓发掘考略》,《文博通讯》1979年第10期。

(21)郝思德、王大新：《陵水县军屯村汉唐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1页。

(22)丘刚：《海南古遗址》，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61－62页。

(23)何国俊、王育龙：《陵水县汉代瓮棺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71－272页。

(24)王明忠、叶帆：《临高县拥武汉代铜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25)张昆荣、林春：《文昌市珠潭村汉代铜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

(26)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27)张林彬主编：《儋州文物概览》，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28)王大新、张林彬：《儋州市洛基汉代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29)郝思德、王翠娥：《东方市感城镇汉代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46－347页。

(30)梁明燊：《广东临高县出土汉代青铜釜》，《考古》1964年第9期，第476－477页。

(31)杨耀林：《海南岛发现汉代铜釜》，《文物》1979年第4期，第92页。

(32)郝思德、陈佩：《临高县文连汉代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07－308页。

(33)郝思德、蒋斌：《儋州市何宅村汉代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15－316页。

(34)王大新、张林彬：《儋州市洛基汉代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35)郝思德、黄杨琼：《东方市罗带村汉代青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74－275页。

(36)郝思德、王大新：《乐东县西汉“朱庐执刲”银印》，《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37)郝思德、王辉山：《昌江县大仍唐宋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年）》，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

(38)郝思德、王大新：《琼山市博抚村汉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0－221页；郝思德、黄培平、王大新：《琼山市珠崖岭唐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年）》，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29－230页。

(39)王育龙、何国俊：《海口市琼山区唐代旧州城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年）》，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53页；旧州城城址文物考古调查队：《海口旧州城城址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海南省文博学会文集·第二辑》，南方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4－17页。

(40)

(41)王克荣：《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44－250页；广东省博物馆：《三亚市郊区古代伊斯兰教徒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35－236页。

(42)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代张九龄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

(4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古窑遗址》，文物出版社，1958年；黄玉质、杨少祥：《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考古》1983年第6期。

(4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45)郝思德、王明忠：《琼山市美秋宋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57－258页。

(46)郝思德、王大新、蒋斌：《澄迈县南宋灵照墓》，《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36－337页。

(47)李水城、张建林、崔建锋：《儋州市洋浦古盐田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59－360页。

(48)何国俊、王明忠：《儋州市洋浦神头港烽堠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1）》，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91－392页。

(49)郝思德、张昆荣、王明忠：《海口市金牛岭明清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50)何国俊：《定安县明清古县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53－354页。

(51)郝思德、王大新、王明忠：《澄迈县福安清代窑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38－339页。

(52)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海南省博物馆：《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第34－36页。

(53)赵嘉斌：《西沙华光礁1号南宋沉船遗址》，《大海的方向－华光礁1号沉船特展》，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4－25页。

(54)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74年第10期，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