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汉代考古发现及瓮棺墓探索

海南的汉代考古发现除了发掘部分遗址和瓮棺葬外，还出土一批如鼓、釜等青铜器。

（一） 东方市荣村（原名付龙园）遗址

荣村遗址位于东方市北约 20 公里的四更镇荣村村北，紧邻村屯， 西距北部湾约5公里，北距昌化江入海口仅有 3.5公里。遗址坐落在昌化江左岸的二级台地上，土地属沙地，地势较为平坦，往北逐渐倾斜，低洼处已开垦为水稻田（图3-2-107）。1986年10月，郑瑶新、文成红、文先君等调查时发现该遗址。1991年12月，东方市文物管理所在复查时又采集到石斧、锛、陶器、骨器等遗物。1998年2月－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发现灰坑13个、灰沟4条、瓮棺葬1座、灶坑1座、柱洞、贝壳堆积（图3-2-108）等遗迹，出土夹砂陶、印纹陶、骨器、铁器等文化遗物。(16) 2014年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海南省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荣村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瓮棺墓2座、柱洞400余个、灰坑52个，出土一批陶器、骨器、石器。(17)

荣村遗址出土石器有斧、锛。陶器以夹砂陶和几何印纹陶为主。夹砂陶有灰褐、红褐、黑褐色,可辨器形有釜、钵、罐、瓮及拍、箅子等,均为手制,多为素面。印纹陶中刻划纹多于拍印纹,主要为刻划水波纹、弦纹、蓖点纹、锥刺纹、菱形纹和方格纹等（图3-2-109）,可辨器形有罐、钵、盆及饼,多为轮制。瓷器有青釉和酱褐釉，可辨器形有罐、钵、器盖等。骨器较多,有锥、针（图3-2-110）、匕、凿、纺轮和管形器等。金属器出土有红铜环和铁削刀等。

荣村遗址的出土遗物种类在早晚不同地层中并没有明显区别。出土陶器种类单一，常见器形沿袭使用，新出现的器物极少，仅在数量上存在增减现象。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参考碳14年代测定数据，可将荣村遗址的文化堆积（图3-2-111）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绝对年代为春秋早期，此阶段出土的遗物在文化性质上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遗存。陶器以夹粗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夹细砂陶几乎没有，另有少量打击石片和骨器，遗迹较少见。第二阶段的绝对年代为东汉早期，陶器除夹粗砂陶外，泥质陶渐多，已有磨光夹细砂陶，骨器也略多，不见石器和金属器。灰坑、灰沟和柱洞增多。第三阶段的绝对年代为南朝晚期，在出土陶器比例上，夹粗砂陶已远低于前两个阶段，泥质陶和夹细砂陶明显增多，骨器相对减少，出现瓷器、铜器、铁器等文化因素。(18)

图3-2-107 荣村遗址远景

图3-2-108 荣村遗址发现的贝壳堆积

图3-2-109 荣村出土的泥质陶器纹饰拓片

图3-2-110 荣村遗址出土的骨针、骨镞

（左：骨针　长5.4 厘米；右：骨镞　长5.7 厘米）

图3-2-111 荣村遗址的文化层堆积

（二） 汉代瓮棺墓

海南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主要是瓮棺墓，集中分布在三亚、陵水、东方、乐东等县市，白沙等中部山区也有发现。从文化内涵来看，不管是瓮棺使用的几何印纹陶，还是随葬的琉璃珠、琥珀珠都受到两广地区汉文化的影响，从侧面反映了汉王朝对海南实施行政管辖的历史。

1. 东方市荣村遗址发现瓮棺墓一座。墓坑为椭圆形竖穴，口径53－70厘米，距地表深42厘米，在墓坑内有2件夹砂灰褐陶釜葬具。陶釜口沿相对，呈东西向摆放，总长44厘米。在陶釜内发现有残肢骨和1片泥质陶片、几件蚌壳。根据葬具和地层分析，该瓮棺墓应为汉代儿童瓮棺墓（图3-2-112）。(19)

图3-2-112 荣村M1 瓮棺墓

2. 陵水县福湾、军屯坡汉代瓮棺墓

1978年8－11月，由广东省博物馆、海南行政区文化局、陵水文化馆联合组成的文物考察组，在地处陵水、三亚交界处的英州镇福湾和保墩村西的军屯坡海滩上踏勘时，发现东汉－唐宋时期的墓群。初步测量，墓群的分布范围约6平方公里。考察组对其中的12座东汉瓮棺墓进行了发掘清理。根据牙齿和骨骼残骸判断，其中2座为成人墓，其余10座为儿童墓。这些瓮棺距地面都很浅，多埋在距地面20－70厘米深的沙土中，通长50－180厘米不等，全用陶器作为葬具，陶器形可分为夹砂粗陶釜、夹砂粗陶甑、四耳陶罐三类。葬具组合有两件陶器相套、三件相套、四件相套、五件相套等四种（图3-2-113），中间的陶器器底则被凿穿，推测应是根据墓主体形的大小，来选择相应的葬具组合。随葬品有蓝色和红、蓝、白三彩琉璃珠与琥珀珠。瓮棺出土陶器纹饰和随葬品均为广东东汉墓中流行的样式，推断瓮棺墓的年代应为东汉。(20) 1995年7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陵水县博物馆联合在陵水福湾开发区内赤岭港发现一批汉代瓮棺墓，试掘了其中3座瓮棺墓。瓮棺墓的葬具均为一罐一釜（图3-2-114）。罐为陶胎很硬的汉代夹砂灰褐色水波纹四耳罐，釜为夹砂黄褐色或红褐色圆底釜，把两器的口沿相合对接或以大口套小口，再放置到墓坑中，即成一棺。墓坑长约70厘米、宽35－40厘米。因破坏较严重，未发现尸骨和随葬品。据葬具的大小规格分析，其墓主可能是儿童。(21)

图3-2-113 陵水英州军屯坡和崖县番坡岭瓮棺葬

结构平面示意图

图3-2-114 军屯坡发现的汉代瓮棺墓

3. 白沙县志针村和陵水县孟坡、黎丰村瓮棺墓

白沙县志针村瓮棺墓位于白沙县牙叉镇志针村西南，共发现瓮棺墓4座，墓间距约10米。墓葬埋藏较浅，距地表深度约60厘米。出土葬具为陶瓮，瓮口使用石块封口。陶瓮为灰胎，器形规整，采用轮制，溜肩、四耳、平底，瓮身刻划有水波纹作为装饰。瓮高39厘米、口径145厘米、腹径32厘米、底径18.5厘米。

陵水孟坡汉代瓮棺墓发现于陵水三才镇后港村西孟坡。经过清理，其葬具多为二瓮一釜，瓮釜相套，中间一瓮底部打通。瓮为灰黑硬陶，高50厘米、口径30－35厘米、腹径45－60厘米、底径30－40厘米。敞口，肩部饰有四只横耳或三角状耳，纹饰有水波纹、弦纹和曲尺形纹。釜为敞口、圜底、素面夹砂粗陶，高40厘米、口径50厘米、底径52厘米。墓葬无随葬品。(22)

陵水县黎丰村汉代瓮棺墓位于陵水县黎安镇黎丰村。2014年4月，当地在安置房施工过程中，因平整海边沙地，发现２座瓮棺葬。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育龙、何国俊前往对该墓葬进行清理发掘。M1北距M2约200米，距地表约２米深。两个印纹硬陶瓮相对而套，瓮身饰有交叉的细绳纹，附有横耳，已受上层沙土压迫变形而残破。外面１个较完整，口径约45厘米，器身长约70厘米。瓮棺内、外未见随葬器物（图3-2-115）。M2位于黎丰村村委会办公楼东南约400米，距地表约1.5米深。瓮棺因受压迫而残损程度较大，可辨识陶瓮为２个（图3-2-116），均为几何印纹硬陶，瓮身饰水波纹和交叉细绳纹，带横耳，因陶瓮受压错位，两者是否口部相对或相套已不可辨识。同时在填土内发现有少量夹砂红陶残片，质地较粗，素面。瓮棺内清理出6件青铜饰品：青铜环状器３件（图3-2-117），２件完整，１件残断，规格一致，外径６厘米，宽２厘米，厚约0.2厘米，饰精美纹饰。青铜手镯２件，１件完整，１件残断，直径６厘米，素面。青铜耳环１件，直径约３厘米，已受压为椭圆形，有断口，素面。此次清理的２座瓮棺葬和华南地区同类墓葬规格、特征相似。陶瓮（釜或罐）类器为圜底、素面或带绳纹的典型汉代器形。此次发现随葬的青铜装饰品较为少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23)

图3-2-115 陵水县黎丰村M1 瓮棺

图3-2-116 陵水县黎丰村M2 瓮棺和青铜饰品

图3-2-117 陵水县黎丰村瓮棺清理出的青铜饰品

（三） 海南岛发现的青铜器

1. 青铜斧 （战国晚期－西汉）

斧身光素无纹，斧面呈椭圆形，圆弧刃，后附椭圆形銎孔，孔部略有缺损。此类青铜斧在昌江、乐东两县各发现一件（图3-2-118）。

图3-2-118 青铜斧

（长7.8 厘米，宽5.9 厘米，高2.1 厘米）

2. 青铜齿轮环形器

1994年，昌江县七叉镇大仍村村民在西南山岗坡地耕种时，出土一件陶罐，罐中有绹纹青铜齿轮环形器一套9件。这些青铜齿轮环形器，大小不等，厚薄不一，最小外径8.7厘米，最大外径11.4厘米，环宽1－2厘米，厚0.2－0.3厘米。其外缘均为齿轮状，齿长0.25－0.7厘米，环面有6－8圈绹纹，如同一圈圈紧密盘结的绳子。器重50－125克不等，这种成套青铜器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由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确定为战国时期青铜齿轮环形器，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同类型器物曾在东方大广坝和乐东各出土一件，收藏于东方和乐东市博物馆（图3-2-119）。

图3-2-119 青铜齿轮环形器

3. 汉代铜鼓 

海南岛是我国南方铜鼓文化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铜鼓在岛内分布的区域很广，主要分布于海口（琼山）、文昌、万宁、陵水、澄迈、昌江、东方、儋州、临高等沿海市县。海南现存的铜鼓约有二十件，类型有北流型、灵山型和石寨山型三种，以北流型最多。现将出土的铜鼓材料进行描述。

（1） 昌江十月田汉代铜鼓（北流型）

清代昌江县十月田镇出土，高56厘米，面径100厘米，底径101厘米，腰围270厘米。鼓面出沿，边缘下折形成垂檐，胸壁斜直，胸腰间一道浅凹槽，腰呈反弧形，腰足间以凸棱分界，鼓足外撇。鼓面铸有4只小立蛙，三只头向为逆时针，一只头向为顺时针，蛙身长3.7厘米，高2厘米。鼓面有多处凹坑，中心部分为八芒太阳纹，直径约5厘米。外圈以三弦纹均匀分为七晕。晕间以太阳纹为中心放射线布满整幅鼓面。鼓身以三弦纹为装饰。附缠丝纹环耳两对。鼓足底部有一处缺损。十月田铜鼓是目前海南发现的最大的铜鼓，原藏海口市博物馆，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图3-2-120、图3-2-121）。

（2） 昌江军营铜鼓（北流型）

1979年在昌江县十月田镇军营地区南岭新村的南罗河畔出土。该鼓面径94厘米，高55厘米。通体壁厚0.5厘米，鼓面铸有八芒太阳纹。外圈共九圈，皆饰雷纹，鼓面大于鼓胸，有垂檐，鼓腰两侧各有一对缠丝纹圆环状耳。鼓面边缘铸有四只立蛙，其中三只蛙头向顺时针，一只蛙头向逆时针。鼓腰分三段，饰有三弦纹组成晕纹和网纹，造型古朴凝重。现藏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图3-2-122）。

（3） 陵水英州军屯坡铜鼓（北流型）

1978年在海南岛东南部陵水县英州镇军屯坡出土。鼓面已弯曲变形，该鼓面径57厘米、残高22厘米，总重8.5公斤。鼓身仅剩胸、腰部分。鼓面明显大于鼓身，胸壁斜直外凸，胸腹反曲度较缓。鼓面中央为六芒太阳纹，外圈以三弦纹均匀分为七晕，晕间以太阳纹为中心放射线布满鼓面。鼓面上装饰有四只青蛙，青蛙四肢蹲伏。三只蛙头向顺时针排列，一只蛙头向逆时针。鼓腰附缠丝纹环耳两对，其中一对残缺。原藏于陵水县博物馆，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图3-2-123、图3-2-124）。

图3-2-120 昌江十月田汉代铜鼓 一

图3-2-121 昌江十月田汉代铜鼓 二

图3-2-122 昌江军营铜鼓

图3-2-123 陵水英州军屯坡铜鼓 一

图3-2-124 陵水英州军屯坡铜鼓 二

（4） 儋州泊潮铜鼓（石寨山型）

1999年于儋州市光村镇泊潮新村征集。2008年4月，由儋州市博物馆调拨入藏海南省博物馆。该鼓面径44.5厘米，残高6.5厘米。鼓面有裂口，鼓身严重缺失。从现有的鼓面部分看，该鼓体型较小，鼓面中心装饰有十芒太阳纹，太阳纹之间填以三角形纹图案。太阳纹外的纹饰是宽窄不等的晕圈，由二弦分为八晕，窄晕被主晕分为两个部分，每部分均由栉纹、圆圈纹构为一组。两组中间的主晕纹较宽，逆时方向排列着四只翔鹭（图3-2-125）。

图3-2-125 儋州泊潮铜鼓

（5） 临高拥武铜鼓（灵山型）

1984年3月，该铜鼓出土于临高县博厚镇马袅区拥武村。2008年4月，由临高县博物馆调拨至海南省博物馆收藏。该鼓鼓面较薄，大于鼓颈而外凸。鼓面径60厘米，鼓身残破，残高29厘米，总重量16.1公斤。鼓面饰有八芒太阳纹，外圈以二弦分为十三晕，晕间以四出钱文为主，间有鸟形纹、花纹等，纹饰华美异常。鼓胸在腰际间缓慢收缩，以一道凹槽将胸、腰部分开。两侧的附耳为根宽、中间窄的桥型小扁耳两对，鼓面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六只三足青蛙，每间隔一只为雌雄相负的大小累蹲蛙（图3-2-126、图3-2-127）。 (24)

图3-2-126 临高拥武铜鼓 一

图3-2-127 临高拥武铜鼓 二(www.xing528.com)

（6） 儋州光村铜鼓（石寨山型）

该鼓于1999年1月在儋州市光村镇泊潮新村出土。该鼓面径为46厘米，高29.5厘米、足径45厘米。鼓面平直，无立蛙。鼓面以二弦分晕，晕圈层叠有致，纹饰精美。鼓面分为八晕，中心为微凸的十芒太阳纹，纹间填以角形纹图案。二晕至四晕依次为雷纹、圆圈纹、栉纹。第五晕为主晕，饰翔鹭纹四只，依逆时针排列。六、七、八晕分别为栉纹、圆圈纹，鼓面纹饰对仗工整，大气磅礴。铜鼓胸部呈弧形下收，胴部突出。鼓腰为亚腰形，鼓足为圆足，外撇。胸、腰相接处饰有两对桥状耳，耳部饰有绹纹。鼓身饰圆圈纹、栉纹、弦纹等。现藏儋州市博物馆（图3-2-128）。

图3-2-128 儋州光村铜鼓

（7） 文昌珠潭铜鼓（北流型）

2000年12月，文昌市罗豆镇珠潭村村民在村东自留地劳动时发现。由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口市博物馆征集。鼓面径76.5厘米、残高44厘米。该铜鼓的胴、腰、足三段分明，鼓面出沿，饰四蛙，面中央饰八芒太阳纹，外圈七晕，晕间饰勾连回行纹，胴部稍凸，饰有勾连圆圈纹，其上附一对环形双耳。束腰，饰勾连菱形纹。鼓足外撇，足底残缺。 (25)

（8） 陵水新村铜鼓（北流型）

陵水县博物馆现存两面北流型铜鼓，皆仅存鼓面及鼓身碎片。其中的一面为陵水县新村出土，该鼓面径57厘米、残高15厘米。鼓面沿立四蛙，头向顺时针。鼓面中心饰六芒太阳纹，外圈以三弦纹分六晕，晕间遍布阴刻云纹，鼓身饰二弦，弦纹中间饰斜方格填线纹。

（9） 陵水北高铜鼓（灵山型）

1982年春，陵水县英洲公社鹅仔大队北高村农民开荒时发现。出土时鼓脚朝天，鼓身已残破，现藏于陵水县博物馆。鼓面直径46.1厘米，鼓身残高22厘米。该鼓形制古拙、工艺粗糙。鼓面大于鼓身。鼓面中间饰六芒太阳纹，尖状辐射六条放射线。以单弦纹分四晕，晕间疏朗，饰以图案化鸟纹。鼓身从仅存的部分看，胸、腰分明，光素无纹。胸、腰之间两对扁耳（图3-2-129）。

图3-2-129 陵水北高铜鼓

（10） 陵水岭门铜鼓（北流型）

该鼓为1977年陵水县岭门农场出土，仅存鼓面及鼓身碎片。该鼓面径为55厘米。鼓沿立四蛙，头向逆时针排列。鼓面中心六芒太阳纹，外圈三弦分七晕，晕间遍布雷纹。鼓身碎片皆饰半圆填线纹。 (26)

（11） 陵水福湾铜鼓（灵山型）

1983年8月27日，陵水县英洲公社福湾村农民在村后海滩沙丘高处开荒植树时，掘出铜鼓一面，出土时鼓面朝下，没有任何共存物。该鼓面径28厘米，通高32厘米，重19公斤。中央饰圆饼凸起的八芒太阳纹，芒短而粗，尖状辐射八条放射线。外圈分为七晕，自内而外，一至五晕是三弦分晕，光体内纹饰不清；二、四晕间饰同心圆纹；三、五晕间饰鹭鸟纹。六、七晕是二弦分晕，晕间均饰以水波纹。在鼓面六、七晕间饰有六只立蛙，头向顺时针等距排列。鼓面大于鼓身，分为胸、腰、足三部分，胸、腰间以凸线分界，束腰，腰、足之间有凸折棱，足底有折边。胸、腰处有两对扁耳，饰以节纹。鼓身以三弦纹分十一晕，晕间交替饰以云雷纹、水波纹。鼓面和鼓足部都有残缺。

（12） 峻灵王庙铜鼓（北流型）

该鼓现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标本陈列室，为1942年10月日据时期由海南运至台湾。据说原藏于昌江县峻灵王庙。昌江县是黎族的分布地区，台大人类学系记录该鼓为“海南岛黎族得来”。该鼓面径70.5厘米、身高39.5厘米，鼓面大于鼓身，有宽而下折的垂檐。两对缠丝纹环状小耳。鼓面中心饰八芒太阳纹，外圈三弦分七晕，晕间纹饰为菱形填直线纹。鼓面边沿有4只蹲蛙，形状稚拙，头向按逆时针排列。鼓身分三段，平胸，束腰，鼓足外撇。

（13） 儋州白马井铜鼓 （北流型）

2011年在儋州市白马井镇学村发现。现藏儋州市博物馆。该鼓面径97厘米，足径96厘米，通高57厘米。鼓面出檐，檐宽3.3厘米，边缘有一小缺口。鼓面中心为八芒太阳纹，外圈三弦开七晕，晕间装饰有云纹。鼓面沿饰有六只立蛙，头向顺时针排列。鼓身分胸、腰、足三段。鼓胸微凸，束腰，腰、足间饰一凸棱，鼓足外撇。胸与腰之间附有两对素面环耳。鼓身饰满云纹（图3-2-130）。 (27)

图3-2-130 儋州白马井铜鼓

5. 汉代铜釜

（1） 东方罗带村铜釜

1993年，由东方市博物馆在东方市罗带乡罗带村征集而来。2008年调拨，入藏海南省博物馆。该铜釜通高39厘米，身高28厘米，口径49.5厘米，底径44.5厘米。盘口、宽折沿、直腹、圜底。釜的口沿外侧附有两个绹纹环状竖耳，铜耳上面饰立着一对小鸟，耳高5厘米，宽6厘米。铜釜的腹部装饰有五圈凸弦纹，范铸而成。

（2） 儋州洛基铜釜

1994年，出土于儋州市洛基镇洛基西队三干塘河右岸的二级台地上。原藏儋州市博物馆。2008年调拨，入藏海南省博物馆。该铜釜通高56厘米，口径68厘米，腹径61厘米，重约35.65公斤。盘口、宽折沿、直腹、圜底。釜口沿外侧附四个绹纹环状竖耳，耳上饰立着两只小兽，耳高7厘米，宽6厘米。该铜釜的腹部装饰着三圈凸弦纹，范铸而成（图3-2-131）。(28)

图3-2-131 儋州洛基铜釜

（3） 东方布磨村铜釜

1982年出土于东方市感城镇布磨村李三弟宅基地。原藏东方市博物馆，2008年7月调拨，入藏海南省博物馆。该铜釜通高39厘米，口径50厘米，底径44厘米，总重量26.7公斤。盘口、宽折沿、直腹、圜底，其腹部装饰有五圈凸弦纹，口沿的外侧附两只绹纹竖耳，耳上各饰立一对小鸟。整个器形显得雄浑大气，粗壮豪放（图3-2-132、图3-2-133）。

图3-2-132 东方布磨村铜釜 一

图3-2-133 东方布磨村铜釜 二

（4） 东方宝上村铜釜（4件）

2007年东方市感城镇宝上村村民在村北约50米远的一座小沙丘上挖沙时，距地表深约2米处挖出3件铜釜，均已残破。3件铜釜形制基本相同，盘口、宽折沿、直身、圜底，器身素面，近中腹部铸有3条凸弦纹，口沿上附有4只椭圆形竖耳，饰绹纹。较大的1件铜釜口径67厘米，耳高16厘米，耳宽14厘米。其余2件釜口径各为64厘米和52厘米，通高各为36厘米和25厘米。距3件铜釜出土点东约50米处，又出土1件较为完整的小铜釜，仅口径稍残，形制不同于这3件铜釜。小铜釜为敞口，宽鋬沿且内折，鼓腹，圜底，腹部上身附一对环状耳，器身素面，口径32厘米，高22.5厘米，耳高7.5厘米。(29)

（5） 临高皇桐岭铜釜（2件）

1964年2月，临高县城镇信用社工作人员在城北约5公里的皇桐岭挖掘树根时发现2件青铜釜。铜釜大、小各一件，釜口朝上套合在一起。两釜形制相同，均为盘口、深直腹、圜底，腹部有宽带凸弦纹三道，口沿外侧附立绹纹环形耳一对。每耳上端两侧角各立一只小动物。大釜口径64.5厘米，通高47厘米，器高36厘米，腹径56厘米，深36厘米，附耳上各立羊两只；小釜口径33厘米，通高22.5厘米，腹径30厘米，深16.05厘米，附耳上各立小鸟两只。器身为两范合铸，外壁留有明显的合范痕迹（图3-2-134）。(30)

图3-2-134 临高皇桐岭铜釜

（6） 临高抱才村铜釜

1972年8月，临高调楼公社抱才大队渔民王志生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1件青铜釜。该釜造型奇特，凝重古朴。铜釜作盘口，直腹较深，平底外凸，口沿上附六只环形绹纹竖耳（图3-2-135）。每只耳上端各铸造一对人、畜、象，共三组，其间有牛、骑马武士和戴冠着短裤的人物等（图3-2-136、图3-2-137）。釜口沿上并铸有一个骑马武士和两头牛。器腹中间铸造宽带凸弦纹三道。口径93厘米，通高74厘米，腹径81厘米，厚0.2厘米，腹深58厘米。合范浇铸。根据记录，这类造型的铜釜在1964年临高县城北郊还出土过两件。(31)

图3-2-135 临高抱才村铜釜

图3-2-136 临高抱才村铜釜（局部一）

图3-2-137 临高抱才村铜釜（局部二）

（7） 临高文连村铜釜

1987年秋，临高县东英乡文连村村民在翻土耕作时出土青铜釜1件。铜釜作盘口折沿，直腹较深，圜底，口沿外侧上附立四只环形绹纹竖耳，每只附耳上端两侧各饰立牛一头，器腹中部饰宽带凸弦纹三道，中间一道凸起。口径66厘米，通高55厘米，腹径57厘米，深35厘米。釜身合范浇铸。(32)

（8） 陵水卓杰村铜釜

1984年，陵水县椰林镇卓杰村出土青铜釜1件。铜釜作盘口，宽折沿，直腹较深，圜底。口沿外侧附两对四只环形绹纹竖耳，三耳已残缺，每只附耳顶端立三只小鸟。器身残缺，器腹中部饰宽带凸弦纹三道，中间一道凸起。口径57厘米，通高44厘米，腹径52厘米，深35厘米。釜身合范浇铸（图3-2-138、图3-2-139）。

图3-2-138 陵水卓杰村铜釜　一

图3-2-138 陵水卓杰村铜釜　一图3-2-139 陵水卓杰村铜釜　二

（9） 儋州何宅村铜釜（3件）

2003年3月，儋州市中和镇横山管辖区何宅村村民耕种翻土时发现3件青铜釜。铜釜形制基本相同，其中两件较完整，另一件残缺大部。保存较好两件铜釜中，其中一件铜釜器形硕大，作大盘口，宽折沿，筒腹，直壁，圜底。器腹素面，中部饰有三道凸弦纹。口沿处附有缠丝纹环耳，耳上各饰有两只小鸟。铜釜口径56厘米，高43厘米，底径45厘米，保存完好。器身范铸，可见范铸痕迹。该铜釜原藏儋州市博物馆，2008年调拨，入藏海南省博物馆（图3-2-140）。另一件铜釜口径65厘米，通高35厘米。作大盘口，宽折沿，筒腹、直壁，圜底。器腹素面，中部饰有三道凸弦纹。口沿处附有缠丝纹环耳，耳上各饰有一对骑马武士。铜釜器身范铸，可见范铸痕迹（图3-2-141）。残缺大部的铜釜口沿附两只绹纹竖耳，每只竖耳饰一对动物纹。(33)

图3-2-140 何宅村铜釜　其一

图3-2-141 何宅村铜釜　其二

（10）澄迈下山村铜釜

2010年7月，澄迈县金江镇道南村委会下山村村民冯德训在南富山缓坡橡胶林内挖掘时，距地表1.2米深处，出土一件青铜釜。铜釜作盘口，宽沿内折，筒腹，直壁，圜底。口径60厘米，通高51厘米，腹深40厘米，底径52厘米。口沿外侧附有一对绹纹环耳，每只附耳两侧各立有一只小鸟，耳宽15厘米，耳高11厘米，耳径4厘米。釜身光素无纹，腹部中部附有三道凸弦纹，弦纹带宽4.5厘米。器身范铸，表面留有合范痕迹。现藏于澄迈县博物馆。

（11） 儋州洛基铜釜

1994年秋，儋州市洛基镇农民在三杆塘河右岸二级台地上耕种时，在深30厘米处出土青铜釜1件。器身作盘口，宽折沿，直腹较深，圜底，口沿外附四只绹纹环耳。每只附耳上端两角立狗各一只，腹中部饰宽带凸弦纹三道，中间一道凸起。口径67厘米，通高64厘米，腹径61厘米，深58厘米。器身合范浇铸。现藏儋州市博物馆。(34)

（12） 东方罗带村铜釜

1993年11月，东方罗带乡罗带村村民在罗带河台地距地表1米深的地方出土青铜釜1件。铜釜作盘口，宽折沿，直腹较深，圜底。口沿外附一对环状竖耳。耳身饰缠丝纹。每只附耳上端两侧各立小鸟一只，腹中部饰凸弦纹五道。口径51厘米，通高39厘米，腹径45厘米，深24厘米。釜身合范浇铸。(35)

（四） “朱庐执刲”银印

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1983年5月，黎族苗族自治州乐东县志仲镇谭培村农民在挖掘橡胶树坑时，捡到1枚银印。次年，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在本县进行乡镇文物调查时发现后，由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征集。

该印为银质，呈正方形，厚0.8厘米，边长2.4厘米，通高1.9厘米。印面自左至右阴铸白字小篆“朱庐执刲”，印文工整严谨。印纽纽高1.1厘米，类似兽首蛇身，头微扬，通体布鳞，尾部作须纹，呈曲身爬行状，无穿（图3-2-142）(36) 。1992年2月，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史树青先生鉴定后，确认为西汉银印。西汉“执刲”印国内目前发现的仅有两枚，另一枚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堂排1号西汉墓葬，印文为“劳邑（阜）执刲”，琥珀质，蛇纽，印面方形，边长2.3厘米，通高2.1厘米。根据考释，“朱庐”是地名，“执刲”是爵位名。“朱庐执刲”银印应为西汉朱卢县军政武官的佩印。

“朱庐执刲”银印是海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枚古代官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汉代海南岛的历史地理和政权设置的重要实物资料。

图3-2-142 “朱庐执刲”银印